关于新发现的陈独秀接受国民党赠款给友人的回信
唐 宝 林
小立同志：您好！
《中共党史研究》上关于陈独秀晚年接受国民党赠款的六封信及文章（见附三），今天已经看到，您
问我的看法，现告如下：
一、 这个材料，对过去陈独秀拒绝接受国民党、中共叛徒（张国焘、任卓宣）的赠款的种种“传说”
（口述和书面资料），是一个否定。这对那些抓住“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托陈取消派”、“汉奸反革命”的“左爷”来说，似乎是一个“大胜利”。其实不然。现在我弄不懂的是：在我八九年出版的《陈独秀传》(下册)中引用的台湾《传记文学》1977年5月召开的座谈会上，郑学稼、张国焘、任卓宣等、为什么说陈独秀拒绝这些赠款？是不是出于当时共产党刻意打压陈独秀的情况下，不愿意“落井下石”，说了“善意的谎话”？
二、 前二次赠款（一千元和五千元），在陈独秀看来，完全是陈任北大文科学长时的好友朱家骅私人
行为，如同当时杨鹏升给陈的多次赠款那样。而且明确说是“医药费”，是“人道主义”的行为。当时陈独秀的确是贫病交加，接受旧友的救济，无可非议。其实，三次赠款都有“人道主义”的色彩，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是批判“人道主义”的，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我们无产阶级共产党是不能要的。他们只坚持 “无产阶级专政”——“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于是，冤狱遍于国中。所以，现在发现这六封信，也许是帮了“左派”的倒忙。试想：被称为 “独夫民贼”的蒋介石在对付他的政敌陈独秀（当时陈并没有放弃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的立场）时，还讲点“人道主义”精神，我们又怎样？我只记得1932年陈独秀因抗日反蒋活动被捕时，苏区党中央机关报上满是落井下石的报道和评论；而在1937年抗战爆发国民党被迫释放政治犯陈独秀后，党的机关报又把他打成 “日本间谍”、“汉奸、反革命”。
三、 第三次赠款（八千元），从陈布雷、朱家骅、张国焘来说，是知道此款的来源的——“经呈奉示”，
蒋介石批准的国民党赠款。但陈独秀未必知道真相。2、4、5三信，右上角都有“密”字，说明他们对陈独秀和外界是保密的。否则，让王明、康生之流知道了，陈独秀岂不成了“双料间谍”——不仅“每月向日本间谍机关领取300元津贴的日本间谍”，还是接受国民党赠款的“国民党特务”。虽然前者拿不出证据来，后者则有这六封信为证了。可见，这“密”字是有大背景的。这三次赠款都是通过张国焘给陈，也说明他们用心之良苦：明说是蒋介石批准给的钱，陈独秀未必要。朱家骅的国民党官方身份，是众所周知的。但陈在国民党官员中的朋友、学生，太多了，不能把这些人的赠款，都视为国民党蒋介石的赠款。
四、 按共产党传统观念看，国民党这些赠款的用意是不言而明的，即想利用陈反共——文章中说的
“某种期待”。自然，也不排除如曾彦修老先生所说，可能蒋介石本人的确对陈独秀的人格有尊敬之意（见附二）。因为在陈独秀逝世时，料理陈独秀丧事的北大学生何子瑜开列的《先生逝世前后用费收支》表中，明白写着：“蒋先生5000元、朱镏仙（即家骅——引者）先生5000元……以上（是）医药费”；“蒋先生 5000元、陈立夫先生2000元……以上（是）赙（殡）仪费”。怕人看不懂，此表还附注说：“据传闻所收的医药费和赙仪费‘蒋先生’名下的各五千元系蒋介于石的赠和赙”。此表对照六封信，最早的一千元，可能已经用完，没有记录；朱家骅的五千元，对上了。蒋介石的八千元，变成了五千元，那三千元不知那里去了？陈独秀的回信是收到这八千元的。而且陈收这笔款很勉强，说了“以后如再下赐，弟决不敢受”。这时，离陈逝世只有四个月。这个收支表，曾在研究陈独秀学者中广泛流传，后来公开刊登在1996年台北出版的王观泉先生大作《被绑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传》最后两页的注释中。可见蒋介石赠陈医药费，并不是新发现。而且蒋介石不仅赠了医药费，还赠了赙仪费五千元。这时陈独秀已经死了，失去了利用价值。也许“左派”会说：死了也要利用，蒋介石也会用毛泽东的逻辑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因为，陈独秀至死也是中共反对的，岂止是反对，“十宗罪”，简直要打入十八层地狱。所以，关键是陈独秀即使接受了这些赠款，甚至可能知道是国民党的钱，也没有被利用。他晚年反对斯大林的独裁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出自于他自己对斯大林罪恶和自己遭受斯大林、共产国际及中共（始于王明、康生，继而毛泽东以“右倾机会主义”、“汉奸反革命”的迫害的亲身经验；他反对共产党“游而不击”和在农村建立抗日根据地，是根据传统的托派及欧洲革命模式——城市为中心，工人为主力的教条，这个观点在他1929年转向托派时，就有了。所以，所有这些客观上对国民党有利的言行，不是他接受国民党赠款后的“回报”。当时“国共合作抗日”虽然双方都有虚假的成分——都重在保存实力，待战后夺取全国政权（在这个问题上，说国民党“消极抗战”也好，说共产党“游而不击”也好，似乎都有点道理，也无可指责；毛泽东早在1938年5月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明确宣布：“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一切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都根据于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所以，“游而不击”，保存力量，用毛泽东后来的话说是“阳谋”，不是“阴谋”。而且，由于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再加上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双方在抗日战场上，都付出了很大的牺牲；采取“游而不击”的策略，尽量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保存力量，也是明智之举，无可非议。当时毛泽东强烈批评彭德怀搞“百团大战”，就是这个意思。只有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和像陈独秀这样的书生意气者，才会指责共产党“游而不击”不对）。但在“联苏抗日”上是真诚的。所以，陈独秀晚年写的一篇批判斯大林的文章，只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一半，其后半部分就被国民党新闻检查局以“该文内容乖谬违反国策”而禁止了。这个事实也说明，当时陈独秀还保持着独立的立场，并不被国民党收买和利用。因此我同意原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在这次纪念五四运动86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即使陈独秀晚年接受了国民党的这些钱，也不辱没陈独秀的一世清白和伟大人格。至于张国焘，在他1938年从延安叛逃到武汉时，据当时任武汉警察局长蔡孟坚的叙述，张曾在蔡的陪同下，去见陈，要陈与张合作，组织一个反对中共的新共党，遭到陈的拒绝。这也说明，陈独秀与张的接触，也是有底线的——可以接触，但决不合作反共。
以上是初读《国民党对晚年陈独秀的资助与陈独秀的态度》一文后的粗浅之见，是不是“感情用事”，
为陈独秀“曲为狡辩”？请明察！也想听听您的意见。（2005年4月19日）
附一：
唐先生：您好！
谢谢您这样详细的回信。您的看法并没有“感情用事”、“曲为狡辩”，而是实事求是的。我看此文时，顺手记下了一些感想，容我列在下面（括号里的是我今晚的补充）。
1 、此六信的确是难得的资料，推翻了以前的一些见解，澄清了部分事实。但六信均无法证明陈明知
钱的来源出自国民党。（这可能是问题的关键。因为知晓与否性质完全不同。不知晓而收取赠款，“罪”不在陈。这恐怕涉及到了怎样解读史料，理解历史人物的问题。我非常同意您说的：“陈在国民党官员中的朋友、学生，太多了，不能把这些人的赠款，都视为国民党蒋介石的赠款。”从当时的历史看，这样的超党派的私人交往并不鲜见。胡适与陈、与李大钊的关系就是显例。过去我们似乎将对立放得太大了。陈在监狱中，多有在国民党政府任职的朋友、学生探望、赠书等；他出狱后住傅斯年家，如果按照作者的逻辑，这都是与国民党有关的。这样理解历史，可能就乱套了。）
2、此信函中，前两笔（一千和五千元）钱是否是国民党的，还需存疑。
3、个人行为与国民党的组织行为性质完全不同，应区分开。（文中虽然证明第三笔钱是出自国民党，
但却是以朱家骅个人的名义赠予的，这显然让性质发生了变化。至于陈是不是猜到了钱的来源，从信中也难以确证。）
4、郑学稼文中所提之事虽与新刊书信相抵触，但也无法推翻其说。因为很可能还有一次，并且那次
是以国民党的名义而非个人名义馈赠的。所以陈拒收。这事值得再研究。
5、收不收国民党的赠款，确实对陈影响不大，更何况陈根本无意与国民党“互动”（此为文中语）。
但此文虽说陈收得不情愿，表示决不再收，但这全是认可了陈接受国民党赠款的事实的前提下的话。（这些话容易给一般读者造成一个不好的印象，似乎事实一下子颠倒过来了。）
6、但我不大同意您说的，国民党赠款是出于利用陈反共。因为从信中，看到的基本还是同情为主的
信息。即使是那个“经呈奉示”的主儿，也并非不存同情之心。
以上所记，都是一时所想，班门前弄板斧，见笑了。
唐先生，我不知道中共党史研究刊出此文，是否有什么背景？您觉得有必要跟作者商榷吗？我不了解中共党史研究的情况，他们是否允许讨论这个问题？
专此，顺颂
春安！
尤小立 敬上 20/4
（苏州大学教授——<陈独秀与中国>编者注）
附二：
在纪念“五四运动”86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曾彦修（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
今年二月份的《中共党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从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找出六个档案文件，表明国民党通过朱家骅的手接济了陈独秀一千元、五千元、八千元。我认为这个档案是真的。那么就发生一个问题：过去一二十年，有好多专家考证，说陈独秀没有接受过国民党官方任何一文钱。这个档案一披露，有一些中年人不理解那个时代的情况，就对陈独秀的人格画出了很大的一个问号。
陈独秀在一九三九年到了重庆以后，如果很快贫病而死，对蒋介石极为不利，因为在蒋介石政府当中根本找不出一个在各方面和陈独秀相当的人物。过去，不仅仅是蒋介石，就是各个大军阀对著名的社会人士、大学问家，没有生活着落的都要安排，都要想办法，这不算希奇。陈独秀到了江津以后，因为中苏正在合作，由只有国民党官方身份的人（如冯玉祥、孙科、居正等）来救济中国托派头子陈独秀，苏联是通不过的（当时苏联正在反对托派）。而陈独秀的不当官的普通学生生活本来就很困难，靠他们的接济是办不到的。这个时候就由朱家骅出面，朱在一九一七年就到北大教德文，当时陈是北大的文科学长。后来朱曾任国民党的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研究院的代院长，所以出面来接济陈独秀确实很适当的。当然还有五四时期的北大学生罗家伦、傅斯年，那就完全成为了学生对师长的孝敬，就更和官方不大有关系了。我认为陈独秀接受这样的款项不需要有什么辩解，也不属于有什么问题，这件事情无损于陈独秀的品德。主要是过去的材料不真实，因此弄得现在有些同志比较被动。我告诉大家不要被动，还是拿出你积极的态度来研究弄清这个问题。陈独秀没有背叛任何人，没有背叛自己的理想，没有背叛民族，在这种贫困情况下得到国民党中私人的一些接济一点也不算稀奇。
附三：
国民党对晚年陈独秀的资助与陈独秀的态度
左 双 方
笔者日前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查阅朱家驿档案时，发现了若干封朱家骅与在四
川江津聊度晚年的陈独秀的往来信函，全是为在经济上接济陈独秀的事，朱的去信多，陈的回信只有1封，并牵涉到国民党的一位重要人物——陈布雷。笔者对这些信件进行整理后，发现其内容与海内外陈独秀研究界的有关说法不尽一致，儿种有代表性的论著在此问题上都还不够准确。这几封信也反映了陈独秀最后两三年与国民党当局互动的一个真实侧面，故在此对之略加解读，以就教于关心这一问题的读者。
众所周知，任建树、唐宝林合著的《陈独秀传》，是大陆学术界最有影响的陈独秀传记，在谈到陈独秀晚年对于各方面赠款的态度时写道:“国民党著名的官僚 (以 '北大同学会'的名义除外)或共产党的叛徒赠送的，即使出于同情而并非政治拉拢，他也坚决拒绝。……朱家骅曾赠他五千元支票一张，他拒之；朱又托张国焘转赠，又遭拒之；张再托郑学稼寄赠，还是不收。11999年，任建树又单独出版了一本《陈独秀大传》，关于陈独秀拒绝朱家骅赠五千元的说法与前书还是一样2 资料来源都是1977年郑学稼在台北《传记文学》第30卷第5期上回忆陈独秀晚年的一篇文章3。1989年，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又出版了一套郑学稼著的《陈独秀传》，仍是延续在《传记文学》上的说法:1941年 “3月25日接陈独秀先生信，内附五千元支票，要我面交张国焘先生。……陈函(给张)，依。‘日记’云:‘却之不能，受之有愧，以后万为我辞。'原来高层知陈穷，经朱家驿赠五千元 (当日还是不少的钱)，陈先生退还，朱又托张寄往。张接信和支票后说:‘仲甫先生总是如此!’”4
但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以下是笔者查到的6封原信:
1·朱家骅致陈独秀 (1940年7月17日)
仲甫先生大鉴:暌违既久，咨觐末由，时寄消息于风声，托旧情于思想，念此何堪别也。比者侧词文，入川体颇不适，便欲诣前叙其悃愫。绊于部务，未果所怀。故请张国焘同志代致拳拳之意，并面奉医药费一千元，幸善摄卫，早日复安，临楮布臆，不任迟悬(原文为通假字“县”——笔者注)，敬颂痊祺。弟朱家骅。七月十七日。
2.朱家骅致陈独秀 [1941年3月6日)
仲甫先生道鉴:客秋国煮兄返后，详述尊况，并奉惠书，快何如之。近闻贵体欠和，时思趋承话言，
回冗未来，不审比来尊恙如何，甚悬悬也。兹特邀国焘兄诣前奉候，面致拳拳，并奉上医药费五千元，敬希哂纳，并祈珍摄是幸。遄此敬颂台绥。弟朱家驿。三月六日。(信稿右上角签有“密”字——笔者注)
3·陈布雷致朱家弊 (1942年1月17日)
骝先我兄大鉴:日前所谈仲甫近况艰困，经呈奉谕示一次补助八千元，以吾兄名义转致。当饬公费股
周股长奉上，送到时请察收赐覆（电话告弟即可）为荷!即颂时祉。弟陈布雷。一月十七日。(信稿左边批有”收到后当即派张国焘同志送去”字样，应为朱家骅身边工作人员所批——笔者注)
4·朱家骅致陈布雷 (1942年1月27日)
布雷吾兄勋鉴:十七日手笔敬悉，关于一次补助仲甫兄八千元由弟名义转致一节，俟收到后，当即派张国焘同志送去也。知关廑注，敬先奉复，抵颂勋绥。弟朱家骅。一月二十日。(信稿右上角签有“密”字——笔者注)
5·朱家骅致陈独秀 (1942年1月27日)
仲甫先生大鉴:顷来不审道履何似，屡思趋候，以职事牵人，迄今未果。兹托张国焘兄转奉国币八千元，聊将微意，至祈俯察晒存，幸甚幸甚，耑颂时绥不宣。弟朱家骅。一月二十七日。(信稿右上角签有“密”字，右边注有“已由甘秘书呈签后送交张君”——笔者注)
6·陈独秀致朱家骅 (1942年1月29日)
骝先先生台鉴:国焘兄来津，奉读手教，并承赐国币八千元，远道将来，不敢辞却，无劳而领厚赐，受之实深惭愧也。弟寓人口既少，生活又简单，去年赐款尚未用罄，今又增益之，盛意诚属过分，以后如再下赐，弟决不敢受，特此预陈，敬希原谅，并谢高谊，余不尽焉。弟独秀启。一月二十九日。5
从这6封信件反映的情况，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
其一，朱家骅资助陈独秀是三次，而不是一次。
其二，这种资助在形式上不附带任何条件、当然也包括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均是以医药费、困难补助费的名义致送。但这几次都以秘密的方式进行，表明国民党也是有所考虑的，是不欲外界知道他们对陈独秀的资助，还是对陈独秀确实抱有某种期待，笔者尚不便随意推测。
其三，这种资助不是朱家骅个人的行为，经费来源应是国民党官方，以朱家骅的名义，经过原来属于共产党营垒的张国焘转交。此点在1942年1月那一笔尤为明显，陈布雷说是 “经呈奉渝示”，应该是经过了蒋介石批准，直接的动机是“日前所谈仲甫近况艰困”。国民党当局为让陈独秀接受这种资助，也还是想了一些办法，即以朱家骅个人的名义，通过张国焘转交。朱家骅，留德博士，1917年即在北京大学教德文，1924年任北大地质系教授兼德文系主任，1927年后还任过中山大学副校长、校长和中央大学校长，1931年任教育部长，应是一位为学术界、文化界较能接受的人物。以其名义资助陈独秀的。1940年至1942年这一段，朱家骅的职务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长。6
其四，这三笔款应当都为陈独秀所接受。朱家骅第二封信提到“并奉惠书”，说明陈独秀在收到第一笔的1000元资助时，曾给朱回信。关于第二笔即1941年3月的那笔5000元的赠款，陈在1942年1月的回信中说“去年赐款尚末用罄”，是说未用完，而不是说已让张国焘退还。陈是否真正动用了这笔款，现已无从得知；但他没有通过郑学稼让张国焘退还朱家骅，应当是没有问题的。对第三笔即8000 元的那一笔赠款，陈的表示是“远道将来，不敢辞却，无劳而领厚赐，受之实深惭愧也”，并同时声明，“以后如再下赐，弟决不敢受，特此预陈”。但他这一次已勉强接受的意思还是清楚的。这样，各种论著7关于陈独秀对朱家骅赠款态度的记载都不够准确。
其五，对国民党方面的赠款，陈独秀收得并不情愿，并表示决不愿再受。这种态度，还是符合陈独秀的性格，反映了他贫贱不能移的气节。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此时的陈独秀已是一个贫病交加、风烛残年的老人，且是处于一种既已远离共产党、也已脱离托派、更不愿投身国民党的一种特殊的游离状态，衣食治病都只能靠一些游走于这三种政治力量边缘的朋友的接济，其窘迫可想而知。在万般无奈之下，对国民党方面以朱家骅名义送来的赠款没有断然拒绝，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此时正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时期，国内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也还没有后来那样对立。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的这种态度也不是说不过去，不必硬要说他拒绝了、退回了。再说，他并没有以替国民党办什么事来作为交换，而是所谓 “无劳而领厚赐，受之实深惭愧也”。可见，他没有也不打算替国民党去做什么。
与此相关的，关于陈独秀这时与张国煮来往的情况，一些著者为 “塑造”陈独秀的形象，也作了些
大胆的描述，但可借都与事实有些出入。如朱洪在《陈独秀与中国名人》一书中说，1938年4月，陈独秀与张国焘的见面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陈独秀对包惠僧说:‘张国焘想拉我，我对他说我没有这个能耐 ’”8。但从前文所引信件可知，三次赠款都是派张国焘送去，1942年1月陈独秀致朱家骅的回信还明确说到“国焘兄来津，奉读手教”，显然他们是见过面的，1938年那一次当然就不是最后一次。
张宝明、刘云飞在《陈独秀的最后十年》一书中说，1939年胡宗南、戴笠奉蒋之命去看望陈独秀，“本来要让张国焘一同前往见陈，但张却认为见到陈独秀双方都会十分尴尬，不利于这次行动，蒋介石才只让胡、戴二人前去”。更有意思的是该书对郑学稼说法的大胆改写:“国民党政府‘知陈 (独秀)穷困'，便由朱家骅赠给他5000元，被陈独秀拒绝。后来又委托张国焘转赠，张国焘也知道陈独秀平素个性，知道陈独秀定不接纳，……他便托郑学稼转赠陈独秀。陈独秀接款后问明由来，因自己不便与张国焘直接联系，便于3月15日(郑文是25日——笔者注)给郑学稼写了一封信，并将张国焘寄来的 5000元支票一并寄去嘱咐他当面还给张国焘”9。似乎陈独秀把与张国焘见面看作多么大不了的事，在该书著者笔下，张国焘又变成了一个不便出面的幕后人物。但据前文所引史料，实际上，张国焘恰好是陈独秀能够接受的与国民党方面打交道的人选。
这段时间，陈独秀在致郑学稼的信中，也几次问到张国焘，如1939年8月10目的那一封，在信尾就说 农山、卓轩 (郑学稼说应是任 ‘卓宣’之误——笔者注)、国焘诸兄晤时乞为道念!”1941年10月23日之信又说“晤国焘、卓轩诸兄时均希致意，不祥之人不欲以书信累朋友也”10字里行间，并无避嫌、厌恶之意。这时，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未破裂，张国焘在他眼中，可能还只是一个与中共政见不同的昔日同道，他自己也是被中共开除、仍存在许多隔阂的人物；因而，对张还谈不到有什么敬而远之、划清界限的考虑。我们可能还不宜用今人的眼光，来看待当年陈独秀身处逆境时那种十分复杂的人际关系。(本文作者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陈独秀与中国>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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