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与思考

赵南元:“敬畏”背后的神学伦理——评刘华杰等《“敬畏自然”争论中的伦理学问题》

                                      

   《科技中国》刊登了刘华杰、苏贤贵、田松、刘兵的文章《“敬畏自然”争论中的伦理
学问题》，从生态伦理学的角度为“敬畏自然”辩护，给我们提供了剖析“敬畏论”理论基
础的一个简约文本。
    按照刘华杰的说法，伦理学是一门哲学分支；而按照罗素的说法，哲学又是处于神学与
科学之间的东西。伦理学乃至元伦理学都有很多流派，而且和哲学一样，在这些流派之间不
存在公认的评价准则。关于伦理学派的分类方法众说纷纭，在此我们可以仿照刘华杰的方法
在神学与科学之间建立一个“连续谱”，将各个伦理学派向神学—科学坐标轴上作投影，就
可以知道它们在连续谱上的位置靠近哪一端。为此我们提出一个伦理学家们很少给以重视但
又带有根本性的问题：道德为什么存在？或曰道德的目的是什么？
    偏向神学的伦理学认为，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道德的目的在于增加人性中天使的
成分（神性特征），减少人性中的兽性（生物学特征），使人更接近神。因此道德本身可以
成为终极目的，道德应该是具有超越性的，道德需要与本能作对并战而胜之。持此态度的伦
理学家必然认为道德多多益善，道德越拔高越好，道德的根本目的就是不断带领人们一步一
步地上层次，最后达到完全的神性，彻底脱离兽性。
    偏向科学的伦理学认为，人是生物进化的产物，是社会性的动物。一般社会性动物（蜜
蜂、蚂蚁、狼……）的社会行为准则是刻印在基因中与生俱来的，而人却是高度文化依存的
，社会结构的创新与变化层出不穷，基因进化的速度远远不能跟踪，所以需要文化中的道德
与法实现对社会的支持。道德与法都是维持社会运行的“必要恶”，是手段而非目的。一个
国家不能没有税收，但是税收绝不是多多益善；一个社会不能没有道德，但是道德也绝不是
越多越拔高越好。道德只有在社会受益大于成本时才是合理的。伦理学的一个最重要却往往
被伦理学家所忽视的任务，就是审视和反思道德规范，提防制造“大罪恶、大残忍”的“真
有道德理想”的“道德家”降世，阻止这些“道德家”引发像饥荒、瘟疫、战争一样的人间
浩劫。
    “敬畏”是典型的面对神灵的态度，鼓吹“敬畏”只能依赖神学伦理。西方世界宗教兴
旺发达，伦理学受神学的影响自然较深。生态伦理学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浅生态学还是非
人类中心主义的深生态学，都有其深厚的神学背景：浅生态学认为人是上帝特殊制造出来管
理自然的，而深生态学则把其他生物乃至生态系统本身加以神化，赋予其自身价值和目的。
“价值”是有评价能力的认知主体对客观事物进行评价的结果，“目的”是有意识的认知主
体在行为之前对行为结果的预测，如果不对“自然”进行神化，自然本身并不具备获得“价
值”和“目的”的能力。
    中国文化传统不语怪力乱神，中文“伦理”的“伦”字的本意就是人际关系，伦理也就
是人际关系之理，与神无涉。中国伦理的核心“仁”就是两个人，自始至终就是人际关系，
无须扩大，也不会缩小。“女子”与“小人”虽然“难养”，却从来也不在“道德考虑的范
围”之外。仅仅从定义出发，也可以知道从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看来，“伦理学中道德共同
体的范围按这样的顺序扩大：自我—家庭—部落—国家—种族—人类—动物—植物—生命—
岩石（无机物）—生态系统—星球。”之说确实是滑稽可笑的。刘华杰也意识到这一点，赶
快来个“此地无银三百两”，声称“这种思考并不可笑”。但是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对于这
等装神弄鬼兴妖作怪的家伙早已准备了现成的破解之术：只要去掉“敬畏”之心，拿一盆污
鸡狗血或是屎汤子兜头泼上去，多么道貌岸然的巫婆神汉都难逃“可笑”的下场。中国古代
也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说法，但说的是个人在社会中影响力的扩大，而不是“道德
共同体的范围”的扩大。圣人即使达到了“平天下”的境界，也不会去研究对猪的道德问题
，君子远庖厨，如何杀猪的事仍然由小人去决定。
    无论古今中外，伴随着社会发展的都不是道德的扩大和提升，反倒是礼乐崩坏的过程。
“江河日下，人心不古”成了每一代人的共同叹息，“新儒学”扶不起被推倒的孔家店，西
方的神学伦理也在世俗风潮中不断侵蚀崩塌。“现在反对自然拥有权利的人并不比当年反对
黑奴拥有权利的人态度更激烈。”这是因为自然权利论是如此荒唐，以至于认真看待它都是
对人类智力的侮辱，人们更直接的反应是嗤之以鼻。
    在科学昌明的今天，神学伦理也难以免俗，有时会尝试寻求科学的支持：“随着人们对
生命的本质的认识的深入，随着生态学所揭示的生命系统的相互联系的复杂性增加，我们似
乎没有理由相信人类中心论所划定的道德界线是凝固不变的。”我们将饶有兴趣地期待着对
混沌分形等复杂性研究造诣颇深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刘华杰副教授为我们阐述生命系统的复杂
性如何产生更深入的生命本质，使得自然生态一跃而成为能够行使“权利”的认知主体。但
在这个飞跃完成之前，“似乎没有理由”的事情仍然有其确凿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迄今
为止声称“自然权利”的人没有一个不是靠情绪化的比喻和编造神话完成这个飞跃的。
    神学伦理在无神论者面前不能成“理”，做不到以理服人就想乞灵于以情动人。但宣布
“情感比认知更重要”的害处是等于公开宣布自己在说理方面已经完全失败。就在前不久，
刘华杰还声称，对于伦理主体的“扩展”“想不通的人很多，我本人也没有完全想通。”
“我从来都认为，这里面并没有严格的证明，其中相当程度上借用了、诉诸了情感、类比
等。”大概又经过了一次版本升级，如今刘华杰已经完全认同了用诉诸情感代替理性思考的
方法论。这种“不讲理主义”当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文革时期那个臭名昭著的反动对联就
是靠诉诸情感推广到话语霸权的地位，进而成为大规模迫害理论根据的。那时刘华杰还在襁
褓之中不会记得，但是汲取父辈的惨痛经验还是必要的。
    神学伦理需要造神，在这里刘华杰们也把卡逊变成了神灵：卡逊的一切都天然正确，所
有与之不同的意见必定邪恶。然而，事实证明我们至今离不开杀虫剂，“禁止杀虫剂会带来
饥荒、疾病。”的说法并无不妥。即使转基因抗虫作物可以减少农药的用量，遇到登革热、
疟疾、蝗灾，杀虫剂仍然是人类生存的保障。
    造神的目的不外乎行骗。只要对比一下这些“伦理学家”的言论和行动，就可以处处看
到一个“伪”字。对他人传播“愚昧的权利”，自己却不愿意行使这个权利，甚至反其道而
行之，上赶着“被愚昧”，连博士学位都要双料的。对别人宣传年薪600元人民币就可以
“日日欢歌”，自己拿着高出几十上百倍的副教授工资，却偏偏不肯“日日欢歌”，反倒牢
骚满腹，抱怨“在高校里，单靠工资的确无非（法）生存——体面地像一个小知识分子那样
生存”。他们的伦理原则，无非是“己所不欲，广施于人”，远在一般人的道德底线之下。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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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自然”争论中的伦理学问题

刘华杰等

刘华杰 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苏贤贵 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田松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刘兵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科技中国05年05期

　　“敬畏自然”是伦理范围扩展的结果

　　刘华杰：“敬畏自然”直接涉及到环境伦理学、生态伦理学问题，这显然不是或者主要
不是自然科学家的拿手本行。科学家当然有发言权，但不能说在此问题上人们应当优待科学
家的观点。

　　伦理学是一门哲学分支，与自然科学有关系，但主要不属于自然科学。生态伦理学现在
已经成为与绿色运动相关联的一门学科，此学科起步晚，但发展迅速。

　　近代伦理学考虑的范围一直在扩展，但通常仍然限于“同类人”。随着社会的演化，伦
理学讨论的范围有了质的飞跃，试图超出人类而达于外物，这种思考并不可笑。

　　苏贤贵：传统的伦理学讨论的是人类社会中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集体之间以及集体
与集体之间的行为规范，认为道德主体只限于人类。而当生态危机促使人们思考人与自然的
关系尤其人如何对自然行动的时候，人们已开始把道德考虑的范围扩大到人类之外的自然
物。

　　美国环境史学家罗德瑞克·纳什(Roderick Nash)曾经追溯了人类道德范围的这种扩展
，他认为，从过去到现在，再到将来，伦理学中道德共同体的范围按这样的顺序扩大：自我
—家庭—部落—国家—种族—人类—动物—植物—生命—岩石（无机物）—生态系统—星
球。他认为把自然纳入道德共同体，从而认为自然拥有权利的观念，即“自然的权利”（
right of nature）是从“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中推演而来的。自然权利的概念由洛
克提出，最典型地体现在美国《独立宣言》中，此后的各种人权运动都是这种精神的延伸，
亦即把拥有“自然权利”的主体不断扩大。比如在美国，1863年通过《解放宣言》把权利扩
大到美国黑奴，1920年通过宪法《第19修正案》把权利扩大到妇女，1924年通过《印地安人
公民权法案》扩大到美国土著人，1938年通过《公平劳动标准法案》扩大到劳工，1957年民
权法案扩大到黑人，1973年《濒危物种法案》把权利扩展到自然。纳什相信，总有一天，道
德将进化到承认“自然拥有它的自然权利”。

　　这种非人类中心的环境伦理学已经突破了传统伦理学的前提和界线，是比较激进的，因
而很多人觉得难以接受。

　　但是，正如纳什所说的，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权利的扩展都是对原有的狭隘的道德主体范
围的突破，相伴随的是人们对于旧的关于人的观念（生理的、文化的）的改变、对于生命的
看法的改变。每一次后来习以为常的道德扩展在当时都被人认为是不可思议的。纳什提醒人
们，现在反对自然拥有权利的人并不比当年反对黑奴拥有权利的人态度更激烈。所以，随着
人们对生命的本质的认识的深入，随着生态学所揭示的生命系统的相互联系的复杂性增加，
我们似乎没有理由相信人类中心论所划定的道德界线是凝固不变的。

　　卡逊：情感比认知更重要

　　刘华杰：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有许多，科学只是一种方式，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方
式。史诗式的人物卡逊现在常被视为著名科学家，但是她是一位特别的科学家，她非常强调
情感在认识世界和理解世界中的作用。

　　苏贤贵：蕾切尔·卡逊被誉为“现代环境运动”的开创者，她在《寂静的春天》（1962
年）一书中通过严谨的科学事实，说明人类广泛使用化学农药（尤其是DDT）是如何毒害昆
虫、鸟类和鱼类，并通过生物链最终使人类受害的。她的著作极大地唤起了美国乃至世界的
公众的环境意识，阿尔·戈尔在为这本书1994年新版所作的序言中称：“如果没有这本书，
环境运动也许会被延误很长时间，或者甚至现在还没有开始。”“《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应
被恰如其分地看作现代环境运动的开始”。

　　但很多人把卡逊仅仅看成是一位科学家，把她对环境运动的贡献看成是环境“科学”的
发展，这种看法其实是很片面的。卡逊当然是一位合格的科学家，但促使她对杀虫剂的环境
危害进行调查，并且冒着压力把自己的结果公之于众的，是她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更是她自
己的自然哲学，即一种热爱自然、敬畏生命的情感。她自己曾经对朋友说过，她的贡献重要
的不是在科学事实方面，而是试图唤醒人们对自然界的情绪上的反应。

　　卡逊从小热爱自然，有文学天赋，1932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海洋动物学硕士学
位，后来进入美国渔业署工作多年。早在《寂静的春天》之前，卡逊就以《在海风下》（
1941年）、《我们周围的海洋》（1951年）以及《海的边缘》（1955年）三本畅销书而成为
知名的科普作家和一流的文学家，她在这些书中不只是介绍一些科学的事实，而重要的是表
达了自己对自然和生命的欣赏。

　　在卡逊的身上，她的文学气质常常压倒她的科学气质。她在很多地方提到对于理解自然
，“感觉”（sense或feel）比“认识”（know）更重要。卡逊专门写了一本小书《神奇的
感觉》（The Sense of Wonder, 1956），记叙她领着年幼的外甥在缅因的海边树林度过的
无数快乐时光，论述自然的神奇感在儿童教育中的作用。她说，“我真诚地相信，对于儿童
，或对于想指导儿童的家长来说，‘认识’（know）的重要性连‘感受’（feel）的一半都
不到。如果事实是日后产生出知识和智慧的种子，那么情绪和感官的印象就是种子成长所必
需的肥沃土壤。儿童的早期岁月就是为这土壤作准备的时期。一旦唤起了情感——一种对美
的感觉，对新的未知事物的兴奋感，一种同情、惋惜、赞叹或热爱的感情，我们就会希望去
获得那引起我们情绪反应的事物的知识。”卡逊并不认为这种对自然的惊奇感只是儿童才需
要，相反，她对于成年人失去这种感受能力感到悲哀，她写道：“倘若我能够影响那传说中
主持孩子起名仪式的好仙女，我会请求她给世上每个孩子一份礼物，那就是一种终身都不可
摧毁的惊奇感，作为一副永不失效的解毒剂，来克服以后岁月的枯燥和祛魅
(disenchantment)，对人工制造物的乏味的迷恋，以及同我们力量源泉的异化。”

　　由此可见，在卡逊看来，“感觉”应该是统领科学认识的更根本能力，对自然的惊异感
也高于对自然作科学的分析。所以我认为，卡逊的环境意识首先来自于她自己作为一位女性
文学家对于自然的感受，她的科学训练为她提供了论证，使她的立论更具说服力。因此，我
们看到，环境的思想决不是仅仅靠科学的发展就能产生的。



　　刘华杰：用现代科技武装起来的人类有了坚强的翅膀，但与大自然比起来，人的力量永
远脆弱得很，虽然在局部上人类时常不把大自然放在眼里。人类与他所生活的自然环境和谐
相处之时，其本质才不被异化。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不要争当知识暴徒，要保持谦卑、学
会感恩。人类安居、匍匐于大地之上，有敬畏之情，也才有安全之感。

　　苏贤贵：卡逊今天被欢呼为现代环境运动的先驱，但是当《寂静的春天》于1962年6月
开始在《纽约客》（New Yorker）连载之时，她却遭受了极大的压力。

　　最主要的压力是来自化学药品公司，他们起初把卡逊对杀虫剂的批评看成是公关处理中
的小漏洞；后来他们花费巨资发动对卡逊的攻击，甚至威胁要起诉出版商霍顿·米夫林公司
，以阻止书的出版。他们怀疑她的科学资格，因为卡逊没有博士学位。他们指责她是一位狂
热的自然崇拜者、神秘主义者。有人说她反人类，认为禁止杀虫剂会带来饥荒、疾病。还有
人嘲笑她未婚的身份，认为她歇斯底里，甚至说她是一位老处女，用不着担心遗传的问题。

　　另一个压力来自政府的农业部门，它们负责虫害控制，追求粮食的高产，习惯于方便和
高效的管理。还有一个压力来自一些学院派科学家，他们挑剔卡逊的研究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比如有医学研究认为少剂量的DDT摄入对人体的害处没有卡逊说的那么大。许多人接受不
了卡逊对于人类控制自然这个信条的批评，认为她是情绪化的、反科学的。

　　在对卡逊的批评中，来自科学界的指责是最冠冕堂皇，也是最有杀伤力的。但是在当代
社会处境中，代表科学一方的科学家自己不都是无私利的（disinterested）。在卡逊的例
子中，涉及的科学争论已不同于传统上科学内部为探求“真理”而进行的争论，比如爱因斯
坦和玻尔的争论，而更是一种涉及利益的争论。企业界的科学家要代表企业的利益，受企业
资助的学院派科学家也要考虑获得资金的渠道，即使那些和企业无关的科学家，也要捍卫自
己专业的名誉。因此，在同样一堆材料和证据中，他们可以挑选对他们的结论有利的来使
用。所以，他们联合起来对卡逊的攻击完全可以作社会学的解释。对卡逊的批评的逻辑我们
今天在其他一些和科学技术有关的伦理问题的争论中也会经常看到，可以说比比皆是。

　　博物学之路

　　刘华杰：环保、生态运动通常被指责为反技术或者反科学。这种标签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由对这种标签的愤怒而起的反驳，也常常是误用精力。其辩护策略应当是：新的理念的确
反对旧的科学、否定旧的技术，不过不是笼统的反科学、反技术，只是反对其中的一部分。

　　可持续发展研究、生态学等等，都不是某种传统的自然科学，以狭隘的机械论、物理主
义、还原论思维约束这些新的研究领域，是不合适的。不可否认的是，生态运动和生态学既
有理性论证、经验证据，也有情感诉求，后者是不能还原为前者的。“如果生态运动贬低感
性经验，甚至否定其精神基础，那么这种做法无异于自断其根。”（《自然与权力》，河北
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12页）

　　生态运动自海克尔仿照经济学而给出生态学之名称时起，它常在民间、在科学技术专家
之外活动、积蓄力量，在20世纪50至60年代成功地促成生态学的真正发展，生态学能有今天
的地位、建制，不能忘记那些底层的几近“无知”的民众。从海克尔时代到60年代之间，正
规的学院派生态学到新生态学，用拉德卡（Joachim Radkau）的话说，直接通道并不存在。
“在科学的范畴之内以‘生态学’的形式存在于海克尔和卡逊之间的实际上是一种大多远离
政治和公众的生物学的分支，它长期以来过着一种遁世避俗的隐居生活，单凭自身的力量根
本无法控制和左右公众观点。”（《自然与权力》，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11页）人
们容易指责，动物权利捍卫者、生态运动的支持者过于情绪化和浪漫主义化，总之是感情用
事。但是他们却忘记了正是这种他们所鄙视的“低水平”的运动，与新生态学有联盟关系，
在民主社会提供了第一推动力，也提供了最初级的地方性知识，正是他们促进了生态学的理
论研究与实践。也就是说，起初一种依靠直觉、地方性观察，大量诉诸情感的外在的非科学
的努力，最终得到正果：真正的科学。

　　新科学一旦诞生，就可能沿其自身的逻辑向前发展，人们依据生态学和其他现代科技，
观察到直观层次无法看到的更多的环境问题，意识到原本无法了解的危险，如遗传技术、纳
米技术、放射性污染、温室气体排放等等。这显然是一种良好发展的势头，这不也是环境保
护论者梦寐以求的吗？

　　但是，科学化创造了等级化，此过程的进一步发展有可能将底层一线的支持者一点一点
排除在外的倾向，他们又成为自己所赞成、所促成的新科学的门外汉。因此科学是必要的，
但却是不够的。公众除了支持科学外，也要时刻对科学保持距离，有时还需要怀疑科学，刺
激科学，使科学更为人性化、理性化。科学的理性化与人性化一样，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
是不断进行的。

　　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事业，而又不被时时边缘化，有两个策略：（1）不断申明个人或者
本地方的利益关切，通过民主诉求反映生态问题。（2）进行切实可行的博物学修炼，它不
是一种痛苦的学习过程，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自我教育的观察、体验过程，是对人之精神的
养护和提升。我们所提倡的博物学实践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敬畏自然，背离了这一条原则，
博物学可能走偏，反而可能成为猎奇和破坏其他物种的高效途径。《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执
行主编单之蔷说得很好，博物的真谛在于敬畏生命。“‘敬畏生命’是博物学的精髓。由热
爱博物学到敬畏生命，这是境界的升华，是心灵的一次朝圣之旅。”（《博物》杂志试刊号
，2003年12月，第6页）

　　有了这两方面的努力再加上其他一些条件，底层的热心民众，就不会有被抛弃的感觉，
就时时能对和谐社会的建设贡献微薄的力量。这也是我们反复在新型的科学传播中，大力倡
导“对话进路”和“博物学进路”的理由所在。前者呼吁的是公民的民主意识，后者提出的
是建设小康社会时公民科学素养的具体努力方向。当然博物学的复兴，对于科学传播、对于
科学，还要其他方面的意义。

　　田松：我有一个说法，“人民有愚昧的权利”。如果人民连愚昧的权利都没有，那他就
只有服从的权利，只有被愚昧的权利了。当然，我说的“愚昧”是要打上引号的。人类的思
想是连续的，不存在超越性的绝对正确的知识，所有的知识都要放到具体的语境中才有意
义。科学主义者企图以超越性的普适性的科学取代一切具体的地方性知识，把一切地方性知
识贬斥为“愚昧”，就相当于让全世界的农民学习大寨造梯田一样。

　　我们倡导博物学，希望普通公众了解不具备门槛的博物学知识或者博物学精神，能够加
入以现代科学话语为主导的话语争夺中，这是一种思路，一种对策。

　　刘兵：在技术性操作的层面上，强调和鼓吹恢复博物学传统是非常合适的。但如果就对
生态环境保护的目标来说，我觉得，首位重要的，应该是对于生态环境理论的普及。这里所
说的生态环境理论，是指像生态伦理学那样的东西。我们这里讲环保，经常有一种误区，认
为只需要那种技术性的研究和相关知识的普及，而对于背后更重要的文化意识等方面的东西
，却有着严重的忽视。但是，对于地球，对于大自然的生态环境保护，绝不是仅仅依靠科学
和技术就能够完全解决的。

　　因此，我认为，强调博物学传统并宣传普及之，这是非常重要的，但这样的工作，应该
是建筑在当代生态伦理学等生态理论的基础之上，才会真正达到原来所设定的目的。因为，
在现时代，即使我们谈博物，由于时代的变迁，其含义也会与近代科学、近代技术、近代工
业出现前的博物会有所不同。 

【作者: yqdht】【访问统计:】【2005年06月28日 星期二 19:09】【 加入博采】【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