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对改革开放和国家建设的关切和期待，我曾经多次撰写文章，对这两个理论失误进行分析与论证，2004年和2005年，又借着阅读十六届三中全会和五中全会文件的机会，写出九篇思考札记，经由组织系统报送党中央，并表示希望能在一定范围内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以求得正确的认识。但是，人微言轻，听者藐藐，没有产生丝毫反响。去年举行的中共十七大的政治报告，还是继续“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说明指导思想在这两个问题上仍然坚持着错误的理论观点。对此，我感到不能保持沉默。这是我为什么要在这次座谈会上就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得失发表意见的因由。

            但是，由于时间有限，座谈会上很难畅所欲言，为了比较充分地表达我在这些问题上的见解，我把2004年写的重读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的六篇札记和2005年写的学习十六届五中全会文件的三篇札记列为本文的附件，供对这些问题有兴趣的朋友思索参考。这九篇札记虽然写于三四年前，而且曾经在“五柳村”等网站上发表过，但考虑到中共十七大仍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以按劳分配为主体，那就说明我的这些札记今天还有着十分现实的意义，所以旧话重提，再次向关心改革的朋友们推荐这几篇札记。只是这样一来，篇幅就显得相当冗长了，只好请阅读者鉴谅。

        “知我者谓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诗经.黍离》）

                                                     2008年7月20日 

   我国的改革开放，如果从安徽农民包产到户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已经有整整30年了。进入2008年后，报刊和网络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反思改革开放的是非得失，从中总结经验教训。这是非常必要的。

   改革开放是全民的事业，每个人都有权利也有责任对改革的是非得失提出自己的见解。今天我也想借这个会议的机会，简要地就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得失，谈一谈我的看法。

   我国的改革从经济起步，这是可以理解的。人们的物质生活是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人首先要吃饭穿衣，有饭吃有衣穿，才能顾及其他。十年文革，把中国的经济摧残到崩溃的边缘。为了扭转这个局面，十一届三中全会明智地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接着，一步一步地承认了农村包产到户的合法性；1982年十二大政治报告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10月，十四大正式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又作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从以上所列情况可以了解，我们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渐进过程。这个过程反映了指导思想的转变，需要探讨的是，指导思想的转变是以什么理论为指导的。

   是“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吗？是“摸着石头过河”吗？是“三个有利于”吗？都有点像，但都不是。因为，这些都是操作层面上的注意事项，谈不上是什么理论。可以说，我们从启动改革到深化改革，在方针政策的表层，都找不出任何理论体系的痕迹。而从改革的实践来考察，便不难发现在它深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涵义。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里有一段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叙述：“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中国是一个经济非常落后的国家，需要有一个大力发展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正是基于这个认识，中国共产党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五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这五种经济成分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是不会消失的。但是，我们却迫不及待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摧毁了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适合的五种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建立起国家全面垄断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以为这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然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十分明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没有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胎胞里成熟，因而新建立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包括人民公社，绝不可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历史事实表明，这种生产关系严重地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粉碎四人帮后，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人们从安徽农村自发的包产到户的范例里，才逐渐领悟，只有突破由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人民公社构成的所谓“社会主义公有制”独霸天下的经济格局，让一切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形式都取得合法地位，“把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都充分发挥出来，中国社会才能起死回生。于是，在所谓公有制的夹缝里，出现了个体经济，小商小贩。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私营企业，和打开国门后引进的外资企业，以强劲的发展势头，表现出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生命力，说明它们完全适合于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同时也表明，八十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符合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

   几种经济形式同时并存，实际上恢复了建国初期的经济格局，但历史机遇已经丧失，当时的社会优势不复存在了。新民主主义的最大特征是既要发展资本主义，又要避免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病，如血汗工厂、两极分化、假冒伪劣、赌毒黄娼等等，在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具有崇高威信，政令畅通，社会有着良好的道德风尚，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赌毒黄娼的遗迹，扫荡殆尽。因此，要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些弊病是完全有可能的。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威信，官场腐败，政令不畅，特权专横，有法不依。同时，也摧毁了良好的道德风尚，诚信澌灭，尔虞我诈，弄虚作假，物欲横流。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虽然恢复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格局，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但建国初期的那种社会秩序，新民主主义的特征，却一去不复返了。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病，几乎无一不有，真令人痛心。

   目前的中国社会，可以用两个“空前”来形容：空前繁荣，空前腐败。我在前面对空前繁荣的理论背景，作了粗略的描画。空前腐败的背景就复杂了，这里我排除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因素不谈，只是就经济体制改革指导思想的理论失误，作一些简要的分析。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应该遵循的理论和当政者的理论失误，我在1995年4月写的第一篇征求意见稿《国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立足点》和2002年的第22篇征求意见稿《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及其他一些文章里，曾多次进行过叙述。2004年8月，我在学习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的基础上，还写了六篇札记，再次论证了这个问题，并且经过老干部局和党校党委上报党中央，但没有任何反应。所以，对于看过我的文章的同志来说，我今天是旧话重提；对于没有看过我的文章的同志，恐怕就是“奇谈怪论”了，因为我的看法和传统的理论思想教育的观点完全相反。

   经济体制改革指导思想的理论失误，主要有两点，一个是把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当作社会主义公有制，一个是把国有企业和党政机关的工资制说成是按劳分配。因为时间关系，我今天只讲第一个理论失误。

   按照马克思的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权分离，因此，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生产方式，也就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必将实现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结合。在这种生产方式里，劳动者在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下，具有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换句话说，就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在协作和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把这种所有制称为“非孤立的单个人的所有制”，也就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466页，第17卷第62页，第23卷832页，第48卷第21页）可见，马克思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首先，是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资本已经成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其次，在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中，每个劳动者都有一份属于自己个人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第三，占有生产资料的，是在联合劳动中使用生产资料的劳动者，而不是在企业之外、与劳动无关的人员，更不是“全民所有”；第四，占有的目的是进行自由的、联合的劳动，共同创造财富，“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第五，在这样的经济实体里，剩余价值全部归劳动者所有，在扣除社会公共需要的部分后，只在劳动者之间（包括脑力劳动者）进行分配，不存在任何剥削。

   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这些特征里，最根本的要素是劳动者个人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有了所有权，劳动者才能参与企业生产的管理与监督，才能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企业主人。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这一切都谈不到。国家所有制企业显然不具备这个特点。劳动者虽然共同使用着生产资料，甚至还有着“全民所有”的虚名，但由于没有属于他们个人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因而也就没有对于企业的管理权、监督权、剩余价值的分配权。这样的企业，怎么能说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呢？

   当然，国家所有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它的建立初期，可以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如组织生产，为工人提供就业岗位，稳定社会秩序，等等。所以马克思恩格斯都说过，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要把资本家的企业收归国家所有。但既然国家所有制的企业没有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结合，那就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而只能是处于过渡状态的所有制形式，处于三岔路口。它有三种发展趋势：第一种趋势是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结合，让劳动者占有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并组织他们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监督和剩余价值的分配，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第二种趋势是通过股份制改造，融入市场，成为现代化的企业；第三种趋势是蜕化成为私有制企业，特别是在政企不分、而政权机构又日益腐败的情况下，国家所有制企业就可能堕落成为官僚所有制企业。这是一种比资本主义私有制还要落后的所有制形式，因为私有企业存在着追逐利润的动力，并且承受着市场竞争的压力，这两种力量促使他们改善经营，更新设备，降低成本，发展生产。而官僚所有制的企业既乏动力，又无压力，只能成为国家的沉重负担。

   由于指导思想上承袭着斯大林主义，把国有经济看做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所以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一直“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九十年代有的企业曾经根据理论界的建议，拿出一部分生产资料所有权，分配给本企业的职工。对于国有企业来说，这是符合于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最佳选择，却被当时的“经济沙皇”指斥为“国有资产流失”，责令恢复原状。结果，真正有社会主义前途的改革被扼杀了，国有企业的另两个发展趋势则黑幕重重：股份制改革因官商勾结，中饱私囊而畸形发展；没有进行股份制改造的重点国有企业更成为权贵阶级的囊中之物。这两种类型的企业诞育了豪强资产阶级和权贵资产阶级，造成了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这样的企业，还能说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吗？坚持以这样的“公有制”为主体，发挥这样的“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中国的改革还有什么光明前途？经济体制改革在一开始就存在的这个理论失误，使我国的经济发展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走入歧途。

   自从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市场经济的任务以来，五年过去了。市场经济完善了多少呢？可以说，完善不多，而同市场经济背道而驰的垄断经济，却有持续加强的趋势。这是十分危险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理论上认识，劳动者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扭转认识的基础上，指导思想上应该抛弃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方针，把那些以垄断为基本特征的官僚所有制企业，纳入市场经济。为此，有必要：一、切实贯彻2005年2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让民有经济进入垄断领域，用竞争取代垄断，消除垄断。二、放弃国有经济对资源、市场、价格的垄断，让它们在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中洗涤“原罪”，锻炼自己的企业品格。通过与其他经济形式的竞争，或是站稳脚跟，继续发展壮大；或是禁不起考验，淘汰出局，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很正常的。三、推行职工持股，让劳动者享有本企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并保证他们参与企业的管理、监督和利润分配。这才是企业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公有化的发展趋势，也是改革官僚所有制企业的最根本的路径。

                 

对一起公共事件责任人的处理一次涉及这么多人，咋一听当地的决心和力度似乎够大够严厉了，其实不然。从6月29日陕西省政府新闻发布会公布的内容看，尽管对周正龙涉嫌造假一事有了明确定性，也对侦破过程作了较为详细的解释说明，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却只字未提甚至有掩人耳目的嫌疑。这其中，最为核心的有：

其一、周正龙涉嫌造假手段并不高明，他那个虎照一面世就遭到社会质疑，在以后的过程中，各路行家从不同专业角度都对其做过令人信服的破绽揭露，相关权威机构和人士的认定也不是没有，可在那么长的时间里，以国家工作人员为首的挺虎派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拼死维护，其支撑力量在哪里、背景因素是什么？
   
其二、在这起关乎政府形象和公信力的事件中，陕西省政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态度暧昧、不置可否，面对社会各方一致要求对虎照真伪及早进行鉴定的呼声，该省为什么一直不去采取措施以正视听？陕西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说：“虎照造假事件系周一人所为，没有发现公职人员和其他村民参与造假的事实。”情况果真如此吗？若这样，那个关克、朱巨龙的言行该如何解释？

此外，从发布会发布的信息看，在目前，陕西省对事件相关责任人的处理也并不得力，明显表现出问责力度上的软弱，比如，这么大的事件发生在镇平县，硬是让一场现代闹剧在本县演出得精彩绝伦，如果没有县政府的表态，下属部门和人员敢这么肆无忌惮吗？现在，事件性质确定以后，对县长的问责仅仅诫勉谈话就能让社会信服？再如，陕西省林业厅在整个事件中，从厅领导到有关部门，都自始至终扮演着挺虎派的角色，对事件拖延不决的也是它们。现在，对该省林业厅厅长不是撤职，而仅仅给予行政警告处分，难道不认为过于温柔吗？还有，陕西省政府在这一事件中难咎其职，可以说，没有省里在早期的默认、中期的暧昧、后期的犹豫，虎照闹剧决不可能拖延至今。现在，在行政追究中，省里面的领导难道就没有责任吗？

总之，这些迷雾还有待下一步揭开，对这些问题，公民也有权力要求陕西省作出有说服力的解答。

    有关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国内外发表的论文之多已举不胜举。但《韩文》不仅系统介绍了国内外学者研究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各种观点，而且推荐了一系列参考文献和书籍，最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因此相比之下《韩文》的可读性更强。但通观全文，其宗旨好象是在论证这样一个观点：苏联的先政治后经济的改革是失败的，而中国的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是成功的，这显然是中国的官方观点，当然也是中国主流媒体宣传的一种观点。我认为对此有商榷的必要。

《韩文》的内容提要是这样说的：“苏联共产党丧失政权的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迟迟没有把改革提上日程，从而错过了改革与发展的大好时机，使得自身执政地位>动摇；
二是到20世纪80年代中提出并开始改革，但遗憾的是苏共在改革方面又陷入了重视宣传效应、忽视实际结果、严重脱离国情的失误，以至于改革的进程与结果都与预期目标与初衷背离，终致执政地位丧失。

苏共的结局给我们提供了两条教训：一、改革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唯一路径，所以，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一定要适时提出、并持续不断地推进改革；二、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必须遵守两个根本原则：一是改革一定要适合本国国情，充分考虑其现实性，切忌玩花架子；二是改革不能急于求成，充分考虑其自身的规律性，揠苗助长，以免欲速不达的结果。”

一. 苏联的改革为什么采取先政治后经济。

苏联的改革一开始并不是先政治后经济。1985年4月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紧迫地提出加速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经济体制的任务，1986年2月召开的苏共27大正式确定了“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这个“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按照《韩文》的说法虽然不符合苏联的国情，但同时也说明她是想先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的。由于“加速战略”不符合苏联实际，因而以破产告终。在1990年7月的苏共28大上，苏联总理雷日科夫正式宣布放弃“加速战略”。那么，如何摆脱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呢？苏联的几派主要政治势力和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提出了几种方案：
  其一是1990年5月，雷日科夫在议会提出了向“可调节的市场经济”过渡的方案，主要内容是：1990年做好法律准备；1991—1992年改革价格、信贷和税收；1993—1994年进一步清除行政干预，加强竞争，强化市场关系。尔后逐步实现以市场为主，但又不是完全的自由经济的经济模式。
  其二是受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委托，以沙塔林为首的经济学家于1990年8月制定的《500天计划》，主要内容是：用100天通过实行紧急措施稳定财政；接着用150天放开价格，实行土地改革，为市场经济创造条件；再用150天稳定市场，继续实行非国有化，将70—80%的价格放开，卢布可兑换；最后100天使经济复苏；最终实现完全的自由经济。这是一种方案。
  其三，由于前两种方案相差太远，因此，戈尔巴乔夫组织了一个专门班子，把两者捏合在一起，提出了一个统一方案。1990年10月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经过激烈的争论，终于通过了这项名为《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又被称作“总统纲领”）的方案。这个方案保留了沙塔林计划提出的国民经济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原则，只是放慢了进程。 

1991年1月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正式通过了《关于企业非国有化和私有化的原则法》。该法规定：企业的私有化将在5年内分两个阶段完成。在第一个阶段结束时（1992年），属于联盟所有的企业固定生产基金的40—50%将脱离国家直接管理范围；到1995年即第二阶段结束时，这个比例将上升到60—70%。国营企业可以改为租赁企业或集体企业，也可以改造成股份公司，招标出售或拍卖，本企业职工有优先购买权，其他苏联公民或外国公民和法人也有权购买。1991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给西方七国领导人的信中谈到了苏联的私有化计划：头两年将把苏联中小企业的80%卖给私人；第二步将对大型企业实行私人经营。这样，就彻底取消了公有制。根据戈尔巴乔夫和苏联领导人的设想，整个私有化和市场化的过程大概用五年时间就可完。

上面一大段文字说明，苏联的改革也是想在保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同时，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但是，这行不通！为什么？苏联已实行了七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苏共一党专政下，从中央到地方的苏共官僚是一个庞大的特权阶级，是一股庞大的保守势力，他们控制着经济部门的各行各业，他们反对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他们害怕改革会使他们在计划经济时代他们已获得的利益受到损害。不打碎这个官僚机构，经济体制改革便无法进行，因此戈尔巴乔夫才决定先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8.19政变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导火线。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才开始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了快速地将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俄罗斯贸然推行了盖达尔的“休克疗法”，结果使得大批国有企业，特别是军工企业破产，大批工人失业，经济迅速滑坡，这与当时苏联根本没有懂市场经济的领导人才有直接关系。

94，95年正是俄罗斯最困难的时期，我曾两次去过俄罗斯，亲眼目睹过当时俄罗斯的困难情况：日用品严重缺乏，为了买面包，在面包店前排队的人少则几十人，多则一两百人。举一个例子可以说明俄罗斯人根本没有市场经济的概念。我们达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时是星期六。第二天我们想到外面找一家饭店吃饭，但转了好几条街，所有的饭店都关门。商店也是如此。我们一问才知道，星期天所有的饭店商店都休息，这是过去留下来的规矩。后来我们转倒一家小型的自由市场，东西比商店里贵很多，且都是明码标价，不象中国的自由市场可以讨价还价。这说明实行了七十多年的计划经济，俄罗斯人根本没有市场经济的概念。

后来我们与俄罗斯的贸易伙伴马雷舍夫谈到俄罗斯目前的困难状况，他说原苏联的工业企业70%以上是军工企业或是为军工企业配套的企业。现在冷战结束了，再大规模生产军工产品没有意义了，因此很多企业破产倒闭，工人大批失业，究其原因还是因为过去不合理的工业结构造成的。另外，说俄罗斯的改革导至其GDP下降了多少多少，这里面有一种误导，因为你用的是前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的GDP与改革后俄罗斯一国的GDP做的比较。

二. 中俄两国的改革对比

   中国的改革进行了三十年，经济以10%的高速发展，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世界有目共睹。俄罗斯的改革经历了八年的痛苦转型，从上世纪99年开始，每年以6%的速度稳步增长。两种不同的改革后果怎样呢？看看世界银行的两份报告就说明问题了。
   2007年，世界银行发布了两份报告。 俄罗斯经济增长始于1999年，从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长大约6％，经济总量增加了70％。现在俄罗斯的人均产值是3800美圆。在此期间俄罗斯人的工资和人均收入增长了500％，扣除通胀因素，人均收入实际增长超过200％。八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GDP增长速度高出两倍。这就是说，俄罗斯老百姓实实在地分享了经济增长的成果。这只是俄罗斯人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公共领域，建立和维持了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让退休、失业、儿童、学生等等弱势人群也扎扎实实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 随着经济增长，俄罗斯各地每个季度都要调整一次“最低生活标准”也就是“贫困线”。俄罗斯各联邦主体每个季度都制定最低生活标准，用于评估居民生活水平以及作为制定补助金、补偿金及其它社保支付款项。
   由于“贫困线”标准特别高，俄罗斯财政支出很大部分都用在了医疗、教育、补贴、救济等社会保障体系上。除了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之外，俄罗斯制定的补贴救济项目共有几百项之多。可以认为，目前在俄罗斯“贫穷”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从绝对意义上说这里已
经没有穷人了。
    世界银行关于中国的报告
    世界银行2007年12月1日发布了一份《贫困评估报告》，报告指出，从2001年到2005
年，占中国总人口10％的贫困人口实际收入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2.4％；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通过分析发现，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穷人更加贫穷了，不是相对贫穷，而是绝对贫穷。有迹象表明，中国最贫困的群体正在进一步滑向贫困的深渊。世界银行说，中国贫穷人口已经不再集中在一些特定区域，比如自然条件比较差、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地区，而是分散在全国东、中、西部所有城市和乡村，这里面当然包括让人赏心悦目的北京、上海、广东等经济高度发达的城市和地区。

如果说世界银行关于中国的这份报告并不十分具体，那么下面的一些数字就说明问题了。近十年中国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还要多，但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全社会工资总额在GDP
中所占比例却不断下降，大多数非公职就业者的工资没有与经济同步增长，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公职群体和工商业者的财富迅速积累——这句话的另一个说法是：权力和资本在短短十几年之内完成了对国民财富进行血淋淋饕餮的过程！以前他们还打着改革的旗号，现在连这个旗号也不用了，公开的垄断公开的掠夺公开的为所欲为成为了这个社会的常态。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供养了一个高成本的政府：在这七年时间里，中国财政收入增长远远超过经济发展速度，从1999 年的1.5万亿增加到2007年5.1万亿元，占GDP的21%……什么意思呢？意思是：庞大的政府在2007年要消耗掉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纯收入的资财，换一句话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这就导致了这样一个严重后果：我们没有用1999年1.5万亿财政收入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八年后的5.1万亿财政收入仍然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成千上万在优越的社会主义条
件下生活的人被医疗、教育、养老、住房“新四座大山”压得喘不气过来。
    从以上具体数字来看，还能得出说“中国的改革是成功，俄罗斯的改革是失败的”的结论吗？
    另外《韩文》提到的斯大林模式的弊端时有“….. 第三，在政治运行机制上，实行一党制，党处于国家、社会的核心位置，党政不分。国家、社会处于党的绝对控制之下。苏维埃（即人民代表大会）形同虚设。权力高度集中，绝对排除权力制衡。 第四，在社会生活方面，实行严格的国家控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科研、医药、卫生、宗教，居民的就业、居住、迁徒等等，都处于国家的严格控制和统一管理之下。第五，实行严格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控制。与政治、经济、社会领域一样，在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也实行高度集权，舆论绝对一律。有人形象地说：“党不仅要控制和支配人民的身体，也要控制和支配人们的灵魂。……” 这些弊端今天在中国不是仍然存在吗?
     口口声省说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但却坚持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的核心是集中，民主不过是表面的说词罢了，这一点中国人心里都明白。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中国的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这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事实。但改革成果最大获益者是谁呢？是以中层以上的党政官员及其子女好友为主体的一批人。这批人已经变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控制着国家的政治经济要害部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到今天，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已认识到非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行了，但真正有实质意义的政治体制改革措施却不见出台。为什么？因为有这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让你想改也改不动。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令出不了中南海”。这种情况难道不值得人们深思吗？如何突破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进行有真正实质意义的政治体制改革，恐怕是对现任中共领导人的最大考验。如果继续用一些大话、空话忽悠人民，继续高谈“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俄罗斯的改革是失败的”，凡多少有一点政治头脑的人，大概不会再有多少人相信了。

   陈奉孝
  二00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附]韩西林：苏联共产党丧失政权的历史教训

亚洲周刊江迅／以一篇论述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文章揭起十七大前路线之争的谢韬，坦承文章所以轰动，是因为表述了人们长期隐藏在心中的历史感觉与反思。

只要共产党向民主宪政的方向小步前进，二十年后中国就会有大的转变。

在香港大学本部大楼二一八毕业生议会厅，百多名听众挤得满满的。来自北京的著名理论家谢韬演讲“关于民主社会主义问题”。八十六岁的谢韬，虽行动迟缓，却中气十足而爽朗宏言，令香港听者颇感意外。

今年初春，他在《炎黄春秋》上发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宛若一石激起千层浪，成了中共十七大之前一场政治理论风波。身处中共思想理论界重大争议的旋风中心，他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却背了一首他的旧诗作：“行云流水去，清风明月来。生动无凝滞，芯花漫自开。”一首恬淡隽永的小诗，正是他此际的心情写照。

他说，中国的问题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急，等，促。即不能急，急不得；但也不能等，等不到；只有促。只要共产党方向正确，向民主宪政的方向前进，小步前进，大步是走不出去的，慢步前进，积小步为大步，也许二三十年后会有大的转变。《炎黄春秋》有勇气发表这一文章，就是一种促，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的一点希望，同时也让人看到领导者在汲取教训，作历史反思，采取宽容态度。历史在缓慢地向前推进，在无声无息地逐渐地转换著。中国的问题急不得，也等不得。

他说：“二十年后的大转变，我们这样的老人是看不到了，都死了，现在三十多岁的人，经过二十年的奋斗，他们与旧的那套没有联系了，有了新的思想，到了中共二十大的时候，会有大的转变。我们虽然看不到了，但要促。活著一天，有话就说。我风风雨雨几十年都过来了，入党六十年，在中国也算是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员，到了晚年，未来的日子不多了，如果再不把自己一生感受到的问题，说点真话，自己都愧对自己了。见上帝之前，留下几句真话，就是这样的心情。”

他说：“中国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要重新评价毛泽东，重新清理毛泽东，在走向一个更有活力的民主社会中，清理毛泽东的思想和政治障碍，不清理毛泽东几十年来造成的罪恶，中国不能前进。胡锦涛最近提出四个坚持：坚持解放思想，

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和谐社会，建设小康社会，用这新的四个坚持取代了旧的四个坚持，这就是一个进步，就是在前进，不可能要求它一下子转变过来，但它每前进一步，我们应该欢迎，中国社会目前还没有到翻天覆地巨变的时候。”

谢韬患有心脏病、高血压，胃部被切除了四分之三。他每天的活动主要是读书，早晚两次在住宅小区散步。最高兴的是有三五老友到他家小坐。中共中央原组织部副部长、毛泽东政治秘书李锐、中共中央原宣传部长朱厚泽等是他家的常客。他们关上门交换最新获得的政坛信息，说说在门外不好说的真话。

二零零七年一月下旬，谢韬发表了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檄文后，朋友们都为他担心。他笑著说：“直到今天，有关部门有关领导没有任何人为此找我谈话。”只是七月一日，他所工作的学校，即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委依往年惯例上他家探望，送给他一盆天鸿爪花，还有一套寝具、一封贺信。谢韬说，两个月过去了，花还盛开著。

谢韬和夫人是九月六日从北京来香港的，参加《明报月刊》五百期志庆讲座，他是主讲嘉宾。同一飞机抵达香港的还有特邀嘉宾、《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原中国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和女儿《炎黄春秋》副秘书长杜明明等人。谢韬说，他和发表这一文章的《炎黄春秋》都没有遇到麻烦，这是当局的“宽容”，体现了官方的一种“保护”。

未被处分体现宽容

文章发表后，他和《炎黄春秋》的朋友们都提心吊胆，因为不知道当局会有什么反应，是未知数心里就不踏实。但文章发表的五个月里，领导上没有任何反应。直到五月十日，《人民日报》才刊登一篇答读者问的文章，论及此文。这前后中央下达一个精神：此文不传播，不转载，不批判，不争论，个人可以对此表态。

中央没有干涉、打压文章掀起的讨论气氛。对意识形态理论争论，中央不急于发表意见，采取一种开明的宽容态度，也是在汲取历史教训，这是中央和领导人的一种进步。

谢韬说，按照中共传统，任何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全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学习代表大会的有关文件，以党代会的文件统一全党的思想，不希望干扰，不希望有杂音，不希望分散关注点。在中共十七大之前，能发表这篇文章，公开讨论长达半年，很了不起了。一百多年没有与中国人民见面的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中国一贯都是封锁的，批判的，现在可以公开谈论，象征意义很大。他认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会朝民主社会主义前进一步，不会开倒车。他说：“中国缺少的不是谁说得正确，谁说错了，而是把话说出来，这个现象本身更具意义。中国曾经是有话不能说，而今能说了，引起社会争论，这就是进步。”

《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早在二零零六年就写好了。谢韬与一些朋友商谈中，预测文章提出的问题具有很大冲击力。长期来在当局封锁下，这一问题是无法公开讨论的，对毛泽东思想的否定，对列宁和斯大林思想的否定，这在中国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政治问题，他不能不慎而又慎，文章就一直压著没有发表。不知是谁将他的这篇文章放到网上，散布很快，当时他还不知情。他人在成都，《炎黄春秋》编辑部朋友给他电话，说从网上看到了这篇文章，想将文本里一些尖锐或敏感的用词作些改动，准备在《炎黄春秋》上发表，谢韬同意了。

他说：“发表前，编辑部多次作了研究，为发表这篇文章作了三种准备。一是可能会引来上级部门指令封门，那就要找律师打官司。一是这一期被禁止发行，以前也有过先例，如果是这样，编辑部就提前发行一部分杂志。一是刊出后，上面有人来打招呼，要求编辑部作检讨，或者其他一些相关措施，施加政治压力。”

文章终于破土见了阳光，引起强烈反响，而中央采取少见的宽容态度。谢韬说：“这令我们意外但又是等待中可能的最好反应。文章受到传统左派狂热攻击，各地举行了十多场大批判会，指责我颠覆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反宪法，反党章，都不是讲道理的，而是文革式批判。”

他坦承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在人民中生根，是因为表述了人们长期隐藏在心中的历史感觉、历史反思。文章的观点，不是他一个人的，许多朋友和同事在长期的政治和学术的经历后，也有同样的看法，只是分散的，他不过是系统地加以表述。

他说：“中国历次运动，大家从切身经验里，有自己的历史感觉，很多人都在作历史反思，包括党内一些领导干部。这是一个正常健康的人必然有的理性思考。我不过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中国这几十年培养了这样的一种人，年轻时真心为革命，真心去拥护，到了晚年，经历了几十年风雨，人就想说点真话，面对真实的历史去探讨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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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韬小档案

杜  光

   最近读了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独秀与胡适》一书，作者朱洪在“卷头语”里，把陈独秀和胡适比喻为两条河流。他生动而又不乏风趣地写道：“这是两条汇聚于反封建主干道的河流，大部分的时间，它们分流而去。这两条河流的末段，似乎重新交汇，但未能殊途同归。这样的不能同流而又不能分割的两种风格的河流，纵横驰骋，流布大地，构成了上个世纪思想文化界最绚丽的景观之一。”其实，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上世纪的这个绚丽景观，岂止是思想文化界，它更为影响深远的，是为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发展，留下了意义重大的经验与教训。

   卷首语还说：“这两条河流，波光粼粼，满载历史馈赠给我们的厚重，奔流不息，不舍昼夜。”我们今天这个座谈会，既承接着厚重的历史馈赠，也要向历史的长河注入新的活水，使它得以“奔流不息，不舍昼夜”。

                  （一）改良还是革命：历史的选择和嘲讽

   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是陈独秀和胡适。他们从相互结识，切磋砥砺，叱咤风云，到最后分手。短短的三四年里，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上，留下了灿烂的记录。他们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也是它的终结者。终结的根源在于他们之间的差异和分歧。

   这种差异和分歧，早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就已经显露端倪：《新青年》2卷5期发表胡适应陈独秀之请而撰写的《文学改革刍议》，6期接着刊载陈独秀为呼应胡适而写的《文学革命论》。这两篇文章把新文化运动推向高潮，同时也表现了两人的根本差异。胡适文章标题讲“改良”，陈独秀文章的标题却是“革命”。一个改良，一个革命，这个差异就成为陈独秀和胡适分道扬镳的根本原因。它的进一步发展，构成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两种不同形式、两条不同道路——和平改良和暴力革命。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可避免的发展。民国以来，民众对政治社会现状的失望和不满，导致各种新思潮的迅速传播，报刊讨论政治问题蔚然成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引发了国人关心政治的热情，知识界关注的重心，逐渐从文学向政治倾斜。苏俄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更是加快了和平改良和暴力革命这两种政治选择的分野。

   历史进程表明，新文化运动以来,两种方式、两条道路的较量，暴力革命总是占了上风。这是因为，暴力革命论凭借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和沙皇专制主义结合起来的列宁主义，而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又与我国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传统，有着内在的相通之处。至于和平改良思想，凭借的主要是近代的自由民主观念，历史短，根柢浅。所以，在中华民族的国土上，暴力革命论有着更为深厚的社会基础，容易获得国人的认可。接受列宁主义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致力于建立和扩大武装力量，成为行使暴力、夺权致胜的法宝。至于和平改良论者，则因为实行非暴力的原则，拒绝或放弃建立武装的打算。思想来源和实力的悬殊，使和平改良的主张在中国社会缺少成长的土壤，因而也得不到付之实践的机会。

   暴力革命的结果，总是导致专制主义的复辟。北伐胜利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专制独裁，使人们意识到暴力革命和专制独裁的内在联系。因为暴力革命需要权力的高度集中，而高度集中的权力如果没有相应的制衡与监督，势必产生新的专制。在一个生产落后、文明程度不高、而且沉浸于蒙昧主义的社会里，人民普遍缺乏民主、自由、珍视人权、张扬个性的现代观念。依靠暴力革命取得胜利的集团，是不可能建立起民主社会制度的。中国共产党在同国民党争夺政权的斗争中，曾不断宣称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不遗余力地批判、揭露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独裁专权。汕头大学出版社在1999年9月出版的《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一书，收集了中共上世纪40年代在《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舆论喉舌上宣传民主自由的历史文献，有将近30万字之多。我们当然不能断定它们都是口蜜腹剑、口是心非的谎言，宁可相信这些是真诚的由衷之言。因为在我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进程里，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大尖锐对峙的政治军事集团，体现了专制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暴力搏斗。就当时的情势来说，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的民主主义要求，而国民党则代表着竭力维护其极权统治的专制主义势力。决战的结果，是民主主义取得了暂时的胜利。在我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上，这是继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之后，民主主义取得的第三次胜利。同前两次一样，胜利不久就出现了专制主义的第三次复辟。在这里，我们固然不能排斥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的个人野心和阴谋权术，但最根本的因素，还是中国社会的落后和愚昧。在封建专制主义极为深厚的社会基础上，没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不经过深刻的、彻底的、广泛群众性的启蒙运动，是不可能建立起民主自由的现代社会的。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渴望建立一个公平公正、民主自由、富强和谐的新社会。历史选择了暴力革命，但暴力革命的结果，却一次又一次地带来了专制主义的复辟。暴力革命没有成为新社会的产婆，却成了旧制度的遗产继承者。袁世凯和蒋介石的专制独裁，1957年和1989年对民主运动的镇压，构成了历史对民众的良好愿望的嘲讽。20世纪的历史，宣告了暴力革命对和平改良的胜利，专制主义对民主主义的胜利。历史的嘲讽还在于：失败的和平改良给我们提供了值得继承的丰富遗产，而胜利的革命留下的，却主要是教训——血的教训！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社会依然面临着反垄断、反专制、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辛亥革命、北伐战争、解放战争这三大革命之所以在取得短暂的胜利后，就迅速陷入了专制主义复辟的历史循环。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社会缺乏建立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换句话说，是还缺乏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基础。30年的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了经济的巨大发展，非垄断的民有经济已经占有半壁江山，一个主要是由知识阶层诞育的中产阶级随之出现于神洲大地，这是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它为民主革命提供了与前不同、较前有利的物质条件。我们现阶段的迫切任务，首先是要创造建设民主社会所必需的精神条件，在经济领域继续反垄断、扩大民主主义经济基础的同时，在政治领域反对专制主义，革除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在文化领域，则要开展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就是新的启蒙运动。通过这场新的启蒙运动，从思想意识上清算已有两千多年积累的封建主义传统观念，铲除以种种华丽辞藻掩盖着的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唤起人们对个人权利的觉醒，树立民主、自由、人权、个性等现代价值观念，为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民主革命鸣锣开道。

   为了避免因权力高度集中而导致专制主义复辟的覆辙，新世纪的民主革命，将接续胡适的和平改良的传统，拒绝暴力革命。作为民主革命的重要形式的新启蒙运动，也必须屏弃暴力，屏弃专断，选择和解，选择宽容。

                   （二）宽容的历史回顾

   宽容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精神瑰宝，具有普世价值。它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采取耐心公正的容忍态度。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许多仁人智士都倡导宽容。他们从历史的教训或耳闻目睹的暴力对社会及每个成员所造成的损害里，认识到社会成员的宽容精神，是一个理想和谐的社会所不可缺少的。如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崇尚个性，声称“人的无形意识是（或者应该是）世界万物的最高尺度，塑造命运的不是上帝，而是我们自己。”《宽容》一书的作者房龙在谈到宽容和个性的关系时说：“为宽容的斗争直到个性发现以后才开始。”所以他称赞苏格拉底为宽容而英勇奋斗的精神。他还认为：“罗马人在许多事情上甚至比黄金时代的希腊还要宽容，他们容许臣民自由思考。”并且“实践这样一条原则：‘待人宽则人亦待己宽’。”这个和谐社会的根本原则，实际上已经包含了自由主义的基本精神，甚至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也可在这里找到最原始的痕迹。

   宽容也是基督教精神的重要内容。新教的宽容精神最早可以追溯到《圣经》里的耶稣的说教。他教训门徒说：“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去。”甚至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还为迫害他的人向上帝祈求：“父啊，赦免他们，因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这里记载的超越宽容的无限极端的爱，表达了那些深受压迫、丧失权利的底层民众的呼声。他们渴望着充满友爱和宽容的世界，希望用耶稣基督的那种爱仇敌的无限宽容的精神，在人间建立起“新耶路撒冷”。然而，人们面对的现实，却是一个缺乏爱和宽容的世界。房龙在《宽容》一书里认为，社会上的不宽容，来源于懒惰、无知和自私自利。而这些毛病，几乎人人都有。教会本应是爱和宽容的园地，但在这些世俗罪恶的影响下，却堕落成为暴力迫害的渊薮，给欧洲大陆带来黑暗的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反对神道、神权、神性，张揭人道、人权、人性，宏扬自由意志，宽容也成为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荷兰的人文主义者伊斯拉谟在他的著作中所阐述的思想，被人称为“宽容的哲学”。由于一代一代具有睿智真知的学者的努力，随着民主、自由、人权、个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普及和新教精神的宏扬，宽容已经日益成为现代文明世界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今年上半年，在美国的一个理工大学里发生了一起血案。一个韩裔美籍大学生枪杀了32位同学。美国民众在悼念被害者时，在校园里立起了33块悼念石，其中也有凶手一块。他们认为，凶手也是受害者。被害者的家属没有报复心理，而是用宽容的心态来回答暴力，使社会矛盾化为乌有。当地民众的博大胸怀，为当代世界树立了一个宽容精神的良好榜样。

   在古代中国，宽容精神在儒家的“仁”的学说里得到很好的体现。孔子讲仁道，孟子讲仁政，都贯穿着宽容的精神。孔子以仁为修身处事的根本原则。《论语》“卫灵公”篇：“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雍也”篇里则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在“学而”篇里，孔子又教育学生要“泛爱众而亲仁。”可见，在孔子的欲施立达的处世态度和泛爱民众的待人原则里，都包含着宽容的精神。孟子将仁的重点放在政治上，讲仁政。如：“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唯仁者宜在高位”；“孔子曰：。。。。。。国君为仁，天下无敌。”施仁政，就是要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体现宽容的精神。这是儒家的一贯要求，也是同当前的民主革命的精神相一致的。

   新文化运动趋于沉寂之后，胡适、蔡元培等改良派坚持奉行自由主义，主张宽容。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为近代大学奠定了自由、宽容的办学方针。胡适甚至宣扬“宽容比自由更重要”。这些突出宽容精神的先进思想，虽然没有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但在思想界、教育界仍然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只有两三年，就开始出现了从民主主义向专制主义倒退的趋向。思想改造和教育革命，致命地摧毁了现代观念在中国多年传播所造成的民主主义思想基础，取而代之的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充满暴力内涵的意识形态。加上批判〈武训传〉和批胡适、反胡风等纷至沓来的批判运动，强烈地冲击着民主自由思想和传统道德观念。1957年针对知识分子所开展的群众性的大批判和大规模的人身迫害，更使这种摧残达到高峰。在运动期间，人们被迫相互揭发，相互批判，无中生有，无限上纲，诚信泯灭，尊严扫地，亲情友情均遭抹杀，宽容精神荡然无存。暴力镇压使“说真话遭罪，说假话得利”成为新的社会传统和处世通则。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虽然经济领域对垄断有所突破，但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的专制主义却依然如故，社会上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凭借暴力的压迫和剥削。大量贪官恶吏依仗特权，或巧立名目，敲诈勒索，或与奸商勾结，盘剥百姓；他们掠夺人民财富，侵害人民权利，当民众起而抗争时，他们便不择手段地进行暴力镇压。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充满了以暴力为后盾的专横武断的压制。今年年初的查禁8本书和颁布20条禁令，去年对西山会议的口诛笔伐和今年对谢韬的围剿，都呈现出暴戾专横的阶级斗争色彩。文化专制主义和思想理论的独断主义，抛弃宽容精神，堵死了吸取西方进步的现代价值观念的通道，禁绝了研究总结历史教训的尝试。

                  （三）宽容呼唤着法律公平和法治公正

   经济掠夺、政治镇压、文化专制，都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的。应对之道，是开展和平的、非暴力的运动，而不应以暴易暴。在运动中，应该秉持宽容精神，合情合理合法、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抗争。印度的甘地、南非的曼德拉、美国的马丁*路德*金，都为我们作出了杰出的榜样。

   但是，与暴力相较量，宽容始终是软弱的。面对暴力，又当如何？我们可以从李和平对于自己被绑架殴打的态度上得到启发。李和平说：“我在打人现场告诉打人者，我不记恨他们，我仍然爱包括打我的人在内的所有同胞，——愿法治之光照耀中国。”在这个事件里，作为基督教的信徒，李和平对殴打他的人报以宽容；作为律师，他把希望寄托于“法治之光照耀中国”。法律是宽容与暴力的平衡器，它可以解决宽容所不及的罪孽恶行。就个人来说，对待伤害我的人，可以采取宽恕的态度，不追究，不报复；但一旦诉之于法律，就全凭法律来主持公道了。法律的执行是有强制性的，其强制性的基础是国家权力，也就是暴力，但这种暴力只有在法律所规定的范围内才可以运用，所以它也就控制了暴力。

   遗憾的是，“法治之光”并没有照耀到李和平，也很少照耀到千千万万争取维护自己权利的普通老百姓。为什么呢？

   法律的精髓在于保护人民的财富和权利，惩罚压迫、剥削人民的罪犯。因此，法治具有宽容和暴力的两面性：它对守法的人民是宽容的，保护人民免受暴力的侵害，而对侵害人民利益的罪行，却必须运用暴力，强迫他们接受惩罚。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法律必须是公平的；同时，法治必须是公正的，公正的法治以公平的法律为前提。有些法院和法学杂志把天平作为自己的标志，形象地显示出法律的公平性和法治的公正性。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我国的法律法治，颇有一些是值得质疑的。，如《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示威法》等，都是以加强管理为目标，包含着约束人民自由权利的条文。有些人按照这些法规去登记成立政党或示威，不但得不到批准，反而受到跟踪监视，甚至拘押逮捕。至于关于劳动教养的法规，更是为镇压一部分右派分子量身定做的地狱入门券。许多当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和当代拒绝放弃练功的普通公民，不知有多少人在劳教场所备受凌辱甚至虐待致死。即使是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虽然也规定了公民享有言论、出版、结社、、、示威、宗教信仰等等各项自由权利，但宪法的长篇序言，却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就，以此表明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合法性。实际上确立了“党大于法”的观念基础，为某些党政机关和干部，提供了法理的依据，使蔑视、践踏公民权利成为可能。因此，要创造一个和谐的宽容的社会，就应当对宪法和法律法规进行修改，使之成为维护公民权利、保卫公民利益的有效的工具。

   但是，法律只不过是法治的硬件，我们即使建立起一套以维护公民权利为主旨的宪法和法律体系，如果没有公正廉明的执法人员去推行，要想达到公正的法治，仍然是不可能的。不论多么完善的法律，如果执法人员心术不正，贪赃枉法，法治的天平就会向暴力和财富的一端倾斜。他们对行使暴力者宽容，对被侵害的弱者行使暴力。近几年来，每年数以万计的群发性事件，使我们充分意识到，当今的社会是多么需要公正的法治和宽容的社会环境。

   人民对宽容的需要呼唤着法律的公平和法治的公正。但是，如何使宪法和法律真正成为保卫人民权利的武器，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问题在于，无论是对宪法和法律法规的修订，还是对公正执法的要求，都受制于是否有一个民主的政治体制和完善的政治结构，各种权力机构是否能够受到有效的制约与监督。一个一党专政的政体，很难提供一套维护公民权利的法律体系，也很难组织起一支庞大的清正廉明的官吏队伍。所以，中国要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和良好的法治秩序，以创造和谐的宽容社会，改变的解决之途是改革政治体制，完善官吏选拔制度，加强监督体系，包括权力部门之间的相互制约、舆论监督和来自民间的直接监督，推进政治民主化。这是使宽容成为普遍的价值观念、成为官方和民间共同遵守的道德原则，从而实现社会和谐的最重要的关键。

                   (四)宽容之道

   宽容精神是人类追求美好社会的精神成果，是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没有宽容就谈不上民主自由；宽容也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没有宽容的社会是不可能和谐的。在当代的民主革命进程中，宽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宽容精神的重大意义，首先在于它的普遍性和包容性。它是对社会的每个成员（不是多数或少数成员）的品德要求，是任何社会成员都应该恪守的待人处事的基本原则。同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观念一样，宽容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及的社会精神，自由民主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你侵犯了别人的自由民主权利，他就可侵犯你的自由民主权利，如果人人如此，相互侵犯，自由民主便会化为乌有。宽容也是这样，它需要每个人的相互宽容。罗马人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懂得了“待人宽则人待己亦宽”的真理。宽容不应分层次、有亲疏，对亲人要宽容，对友人也要宽容，甚至对敌人也应该宽容。我们在运动中提倡合情合理合法、有理有利有节的基本原则，不以眼还眼，以暴易暴，让法律来主持公道，就是秉持了宽容精神。最近我读到一个类似于前面引述的李和平律师的事例，说的是近代出版家张元济在1927年10月17日被5名暴徒绑架，索要赎金30万元。几天之后，她的侄子分两次交去1万元，绑匪了解他确实并不富有，便客客气气地用汽车把他送回家。张元济在给丁文江的信中说：“若辈。。。。如有生路，谁肯为此？呜呼！谁实为之而令其至于此哉！”他对绑匪不但没有怨恨斥责之意，而且为绑匪开脱解释。这种宽容博大的精神，正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体现。

   虽然宽容在本质上具有普遍性和包容性，而且古今中外都有志存高远的思想家倡导游说，但人类社会的这一思想瑰宝，事实上却从来没有被人们普遍接受。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人类社会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为了维护或扩大自己的利益，人们频频使用暴力，尔虞我诈，盘剥杀戮。但也正是在这些暴力冲突的夹缝里，思想敏锐的知识分子发现了宽容的可贵和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多年的历史，是一部拒绝宽容的历史。长期灌输的阶级斗争观念，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严酷事实，使宽容从人们的思想里完全冻结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促使人们相互揭发，互批互斗。有的人为了减灾避祸，有的人为了立功升官，以至竞相展露狰狞的兽性。带有一点宽容色彩的温情主义也无不承受着无情能够的批判。这种深刻的精神烙印，至今仍留在人民的心头。如何消除专制暴力所造成的精神创伤，使宽容精神回归社会，是当前建设和谐社会不能不严肃对待的一个重要问题。

   其次，宽容精神包含着博大的胸怀和对他人的尊重，能够推己及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李和平不记恨殴打他的人，张元济闵惜绑匪的铤而走险，说明他们都能为侵害他们的人着想，表现了高尚的宽容精神。马克思在巴黎公社失败前写的《法兰西内战*初稿》里谈到：“公社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这里也包含了宽容的意味。我们过去所接受的教育都告诉我们：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充满着剑与火、血和泪的斗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确实是这么形容的，这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阶级斗争现实的反映。但他在《法兰西内战》的初稿里，却主张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应当采取“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来对待阶级斗争。我想，宽容就是一种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马克思的这种宽容精神，根植于他对人性、人格和人的本质即自由的深刻理解。他把每个人的自由看做一切人的自由的前提条件，说明他对每个人的自由的尊重和重视。尊重别人是宽容的前提，只有尊重他人——尊重他人的思想、他的权利、他的习惯、他的生活、他的性格等等，才能理解他人，对他人采取宽容的态度。

   再次，与尊重他人相应的，是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虚怀若谷的谦虚品格。所谓“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美德。对自己，首先要看到自己的不足——知识不足，能力不足。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每个人都处在一定的时代和环境里，不同的背景和成长经历，使每一个人都具有不同的知识、品格和风貌，都各有长处，也各有不足之处。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只能达到我们所处时代和社会条件及个人的认知水平所能达到的高度。不要总是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绝对真理，是真理的化身。其实，这样的人最愚蠢，因为他自己堵塞了通向真理的道路。应该充分理解，我们自己只是亿万社会成员之一，任何人都不可能是超人，所以也都没有理由可以傲视他人。认识了这一点，就不会过于执着地坚持自己的见解和理想，也不会强要别人认同、接受自己的见解和理想。

   当然，我们在表达自己的见解的时候，不论是写文章也好，发表讲话也好，一般说来，总是认为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正因为自认为正确，所以才要公之于众，进行宣传，争取他人的理解和认同。但是，在我们追求真理的长途跋涉中，认识是不可能凝固不变的，它始终处在不断变化、不断修正之中。或者是学习了新的知识，或者是吸取了别人的见解，从而补充甚至改变了原有的认识。任何人任何时间的认识，不论是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都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不可能是最后的终极真理。所以，我们可以坚持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却不能以真理自居而要求别人都来接受它，也不应拒绝别人的不同意见。对不同意见采取宽容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精神的具体表现。

                   （五）以宽容的精神实现和解

   前面所谈的三个方面，主要是作为社会成员的宽容之道。只有由宽容之道构筑起来的社会关系，才能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但是，决定或影响社会关系的不止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人之间以宽容相处固然是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唯一的条件，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条件。特别是在一个缺乏民主的社会里，统治者对被统治者采取宽容政策，排除积冤，实现和解，才是和谐社会的最重要的因素。中国历史上有所谓由明君贤臣开创的太平盛世，都是实施宽容政策，轻徭薄赋、与民生息的结果。这也就是《孟子》“梁惠王上”记载的“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赋敛。”统治者是否能施宽容的仁政，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决定性的关键。毛泽东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7月1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明确宣布拒绝仁政。这意味着即将成立的共和国将是一个拒绝宽容的国家。虽然他说的是：“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但是，这个“人民内部”和“人民外部”，都没有可供操作的确定标准，随意性很大。实践证明，在毛泽东的眼里，不但曾经在国民党的政府或军队里服务、为抗战作出过贡献的军政人员是属于“人民外部”，而且土改后依靠勤劳致富的农民，在共产党的号召下为帮助党整风而提出批评建议的知识分子，甚至开国元勋、辅政大臣，都成了“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成为暴政摧残的对象。拒绝宽容的结果，公民分裂成整人者和挨整者两大对立群体，在整个社会撕开巨大的裂口，留下了无法愈合的创伤——数以百万计的受难者，几千万饿殍冤魂的幸存亲属，无时不在悲伤和怨恨中度此余生。粉碎四人帮后，由于平反冤假错案、开展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社会开始沐浴宽容、和解的阳光，吸取相对自由民主的空气。中华大地，出现了空前良好的社会转型的机会。无奈1989年的血洗长街的暴行，打断了脆弱的宽容和解的良性发展进程，在旧的社会创伤上又撕裂出新的口子。接着是****功，许多无辜的练功者被投入拘留所、劳教场、监狱，以至精神病院，经受暴力的迫害与摧残。这完全是对社会肌体的无理宰割。近几年来，由于占地、拆迁、下岗、拖欠工资等不法行为造成的群发性事件，每年数以万计，更使社会千创百孔，布满新伤。我们的社会已经伤痕累累，再也经不起暴力压迫的折腾了。她需要的是宽容精神的抚慰，要在党政领导和广大民众之间，建立平等对话的机制，构筑和解的桥梁，彼此以宽容精神实现和解。为此，执政党应当敢于面对几十年来的过失，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学习韩国对待“光州事件”和台湾对待“二二八事件”的榜样，真心实意地向民众道歉，求得大家的谅解。对已经去世和在世的受害者，应该进行必要的适当的物质补偿和精神抚慰；同时，解除对历史研究的禁区，开放档案，还历史以真相，还人民以公道。在清理积冤的基础上，治疗越来越多的社会创伤，实现社会的大和解大团结。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建设真正的和谐社会。

   当然，宽容不等于纵容。对于危害社会、践踏公民权利、触犯法律的罪犯，必须依照法律来惩处，宽容也只能是在法律范围内的宽容。近几年来的每年数以万计的群发性事件，绝大多数是强势集团利用特权无理侵害公民权利而逼出来的。当舆论工具高调宣传和谐社会的时候，专制主义的国家机器却在不断制造着破坏和谐的罪案。很多地方的执法部门对残害公民的暴力行为采取宽容的态度，而对以和平理性的方式上告的受害者却施以暴力：截访、绑架、殴打、抄家，有的甚至判刑下狱。这种局面，应当迅速扭转。绝不能继续纵容这些披着官员外衣的恶徒为非作歹。即使是一些已经事过境迁的案件，也有必要查清罪责，辨明是非。五十多年来，国家遗留下太多的没有清理的冤案和没有清算的罪责。有关部门应该制定追查历史责任的法律，并为此设立专门的机构，对于历次政治运动和历史事件中的问题，逐一地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特别是对于那些头上戴着过多的光环而双手却沾满了人民鲜血的罪犯，虽然也应该以宽容的精神去分析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理解他们犯下滔天大罪的主客观环境，但决不能纵容他们的灵魂逍遥法外。遗憾的是，在我们现行政治体制之下，政府对人民拒绝宽容，对现实的和历史的罪犯却姑息纵容，宽大无边。无数事实表明，一党专政的专制政府可以纵容罪恶，却不能实施宽容的仁政。由此看来，只有彻底改革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建立起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让人民通过自由选举来建立国家管理机构，并且通过有效的监督机制来制约政府的运行，才能造成宽容的和谐的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

                  （六）简短的结语

   从新文化运动谈到革命与改良，从中引申出宽容与暴力，又引申到法治，这是我写这篇文章的思考逻辑。但信笔写来，最后竟落脚于政治体制改革，却是我自己也始料未及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落后的专制主义政治体制已经成为当前遏制我国社会健康发展的关键，论述任何问题，最后都不免归结到政治体制的改革问题。讨论宽容之道，归根结底也不能不落在这个问题上。当然，从一党专政到宪政民主，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我们既不应急于求成，希望很快就能出现巨大的变革，也不能处之漠然。目前最迫切的是呼吁执政当局以宽容的精神实现和解，舒缓高度紧张、一触即发的社会危机，为政治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一切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都应该起来，大声疾呼，通过各种方式，推动民间的觉醒和奋起，发出要求全面的社会和解和彻底改革政治体制的强烈呼声，促进执政者推行宽容的和解政策，加快改革步伐，使中国早日进入一个民主自由、宽容和谐的文明的新世纪。

（此文系根据2007年12月16日在“纪念陈独秀胡先生研讨会”上的发言增补扩充而成，2007年12月25日初稿，2008年1月28日改定）

一、马克思可以说有两个继承人，一是恩格斯和他所创缔的第二国际，后来演变为社会民主主义；二是列宁和他所创缔的第三国际，后来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阵营”。这两个国际的纲领有很大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国情的不同所致，当然主观因素也起很大作用。

第二国际的阵地主要是西、北欧。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比较发达，有以下一些主要特点：1.在封建时代，封建贵族的力量往往压倒国王，因而有议会制度的产生；2.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比较彻底，普选制日益完善；3.工业化发展较早，无产阶级力量比较雄厚，同时又有相当强大的中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有一定的约束作用；4.在经济危机中学会了一套缓和阶级矛盾，实行福利制度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可以不用暴力革命而通过选举取得政权，推行社会公正的经济政策。

第三国际的阵地主要在俄国和中国。这两个国家的资本主义长期得不到发展，有以下一些特点：1.封建社会演变为专制社会，中央集权压倒封建割据实力，没有议会制度的传统；2.资本主义不发育，即使有也是国家资本主义，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软弱无力；3.以小农经济为主，无产阶级只是在外国殖民主义进来后才出现，力量很薄弱；中产阶级也不发育，知识分子占极少数。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人民在专制统治下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有强力的反抗意识，并往往通过暴动爆发出来，又被残酷地镇压，根本不可能通过民主实现改革。于是，在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起来，有严密组织纪律的共产党一出现，领导革命的任务就客观地落在共产党的身上。

革命不是任何人能主观否定或肯定的。当社会存在着专制、剥削和镇压时，当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无力，不可能领导革命时，当马克思主义在发达国家兴起时，那些专制国家中的先进知识分子就会用马克思主义来鼓动群众，组织革命，并经过艰苦斗争，夺取政权。要用西、北欧的标准来责备他们是没有根据的。

（以上，只涉及两个国际在夺取政权上的态度，至于第二国际许多政党在世界大战时搞民族沙文主义，第三国际由一个国家来指挥各国革命等问题，不在这里讨论范围之内）。

二、问题是当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后应当怎么办？一方面，马克思没有对这些工业不发达，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提出过现成的纲领；另一方面，长期来专制统治对革命党也起重要的影响，他们缺乏民主的锻炼，于是很容易用一个专政来替代另一个专政。由于这些原因，虽然列宁提出过新经济政策，毛泽东提出过新民主主义论，但都很快被抛弃了。于是出现三个主要错误：一是，在经济上过分强调集中，过早地搞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二是，在政治上过分强调专政，否定法治与民主；三是在思想意识上过分强调阶级斗争，把许多内部分歧上升为敌我矛盾。

其实在苏联革命成功后，苏联的第一任文化部长卢那察乐茨基就不同间普列汉诺夫进出的等资本主义发展、无产阶级壮大后再夺取政权的观点，而主张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这一看法，在当时可能被视为异端，其实是有道理的。

以上认识，很粗浅，请批评。

张钦楠

2007-10-10

我同意胡甫臣的见解：落后国家搞了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取得了政权，不是错误。关键在于取得政权后领导人要有清醒的头脑，不能排斥而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不能搞“一党独裁”而要充分发扬民主。如果领导集体头脑清醒，改革派占上风，在大力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做到以人为本，共同富裕，达到社会和谐，达到健全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不可能的。如果取得政权后实行消灭资本主义、搞计划经济，像我们过去搞过的那一套，那肯定是不行的。

毛泽东说“穷则思变”，我看是对的。现在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生活较为稳定，政府可以拿出钱来用于教育、卫生事业等等，因而无产阶级可能没有强烈的推翻政府的欲望，它们可能将早走“和平发展为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不必武装夺取政权。我曾听日本的松下幸之且讲过，在社会上谁说“松下”的坏话，他们的工人是不答应的。在这里，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结为一体了。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是绝对正确的。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了，胜利了，它的上层建筑再去着力发展生产力，不仅十分必要，也有比资本主义社会优越的地方，如我国可能困难得多。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可以办大事，可能是这个意思。

王若水说：夺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不是一回事，自然是对的。但在贫穷国家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搞社会主义建设必然失败，却并不一定。如前所说，关键在这些国家的领导要有清醒的头脑，要有正确的方针政策，调动广大人民的的积极性。中国党在前进中走过弯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过不少曲折，如果总结经验，接受教训，路会走的好一些。已经革命胜利了，总不能再退回去吧：坚持马克思主义，也不能固守马恩某此结论，马克思主义也是要发展的。

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主要可能是不流血的“和平长入”，各国社会主义的善也不会是一个样子。当然，像金正日那样靠人吃饭那不叫社会主义。

瞎写一气，算是支持你的观点，但不一定对。佩服你年事已高还在钻研理论，我不行了。

                                             赵德新（原工人日报副总编辑   ）

                                                    十月十四日

友人丙：我觉得这题目非常重要，且思考已见深度，是一篇成熟的文章，可以考虑出台了。

陶世龙：拜读大作，感到甚有见地，特别在中国学术理论界，习惯于跟风刮风，不是认真研究实际。大作可以引发思考，建议在我这里发出如何？

我觉得我们都已习惯于一元化的思维，事实上思想的一元化是不可能作到的。有些明明是错误的东西，但它能存在就不能不承认这一事实。当然不是说可以听之任之，但大家都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发表出来。何况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才是对的，大家都不能说已找到了最后的答案。尼泊尔的毛派兴起也说明问题不是能简单解决的。所以先讨论起来再说。

更欣赏“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友人乙

我提几点意见供参考

对你提出的问题，我因为不大爱从理论上去深究，所以不可能说出什么有价值的看法。只是觉得，你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不应把马克思的理论当作教条去套历史现实。不等于马克思说过的都是对的。不过，我觉得还应更进一步。我现在更欣赏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我觉得什么主义、阶级、社会发展阶段等等，都是学者们提出的一些理论，实际社会生活中往往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拿无产阶级这个概念来说吧，怎样才算无产阶级？哪些人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我看各国共产党没有谁弄清楚过，甚至很可能根本就不想去弄清楚，只是一个借口，一个幌子而已。不然，当年的俄共和中共，就根本说不上是什么无产阶级先锋队了。

其他许多概念都是如此。比如地主阶级，从现在看到的一些有关土改的资料就可以看出，这个所谓的阶级概念也是非常莫名其妙的。黄世仁是地主阶级，帮助共产党打天下、支持儿女闹革命的开明士绅也是地主阶级，一些地方的靠勤劳致富而“先富起来的人”也是地主阶级，一些为乡民做好事的人也是地主阶级，有的是儿女在外工作（干革命），老母在乡间无劳动力，买上一点地，靠收租养老，也是地主阶级，我母亲的一个好友，当时只是个中学生，其母改嫁后，为了让女儿能完成学业，留了一点地放在她名下，收的租给她读书和作生活费，她后来在清队中被打成漏划地主，被迫自杀……这类阶级论不知冤枉整了多少人。

另一方面，按照毛泽东说过的，要从效果来检验动机，那么，他领导的所谓革命，效果如何？能说他动机是好的吗？夺取了政权就算革命成功了吗？那么李自成、洪秀全也曾夺取到政权，建立了短命的王朝（与苏联相比当然短命得多，不过从历史长河中看也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而已），那也算农民革命成功了吗？我觉得，不能仅看是否成功夺取了政权，还得看此结果给社会历史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我认为不论俄国还是中国的所谓革命，都不能说是成功。因为给社会历史带来的不是进步而是倒退。

随手写下这样一些想法，并非深思熟虑。只供参考。我还是喜欢研究一些具体的史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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