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楚平《农民战争与平均主义》读后感--大私有体制与私有制- -
（注）本文所说的大私有体制是指皇帝所有。
1951年董楚平与我，一起在温州师范同一个班级读书。我们两个人在这个班级里，作文都是写得比较好的。我们也都是喜欢自我表现的人。我们分开后几十年没见面。听说他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后，一直在温州市东南海滨一个镇的中学里教书，生活非常艰难。但他一直没有中止历史的思考与研究。1979年以后他开始发表农民战争史方面的文章。一次在《光明日报》见过他发表的《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其观点也很鲜明而且具有突破性。此文激发了我的思考。我认为现在学术界一些人是不是就把别人的话当真理，不能叫做学术研究，只能说是背教条。我很佩服董楚平做学问的风格，不人云亦云。1993年我在校刊上看到他写的一篇文章提到了我，就想找他见见面。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杭州办事，约来同班同学丁可也，一起小酌，想起当年，唏嘘不已。2003年10月，我们在温州办了一次同学会，董楚平送给我一本《农民战争与平均主义》（方志出版社，2003年4月），讲中国的历代农民革命都是用平均主义做号召的，但如果真正实行平均主义的话，革命就必然失败。因此，必须仍旧实行皇帝的那一套，"革命"才能成功。这个观点我非常赞赏。但是，我又为他可惜。我觉得他的思考如能再深入一些，也许还会有更多的收获。他所摆出的问题，仍然与中国的历史实际有距离，值得进一步思考。
学术讨论的时限和空限
自前个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人走进了一个阶级斗争的怪圈。董楚平说："有人鼓吹阶级斗争万能论、暴力万能论，把阶级斗争说成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动力的大小与暴力的大小成正比，阶级斗争越尖锐，越激烈，社会就发展得越快，一切缓和阶级矛盾的改良措施只能延缓甚至阻碍社会的发展。"这种理论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实践，几乎把中国拖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当此之时，我们就应该认真总结经验，反思以往的历史事实，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董楚平是其中之一。他说："翻开中国古代史一看，却不是如此。阶级矛盾相对缓和的西汉初年，隋文帝时期，唐、明前期社会发展最快；一旦矛盾尖锐化，发展速度就放慢下来，甚至停滞倒退。""中国封建社会里农民战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都是举世无匹的，那么，中国封建社会理应发展很快。事实却不是这样，中国封建社会时间漫长，发展缓慢。为什么动力最大而速度很慢呢？相反地欧洲有些国家几乎没有农民战争，也就是说几乎没有动力，或者说动力很小，却偏偏较早进入资本主义。这是为什么？"我认为他提出的："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对阶级斗争万能论的一次独立的反思，在当时起到了思想解放的启蒙作用。
1980年第15期《新华月报》转载了《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的同时，又发表了张国祥、张海瀛的《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刘大年的《关于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和杨生民的《对生产力的动力作用的几点看法》三篇文章。我认为研究社会和历史问题，时空观是极其重要的。离开时空限，硬争什么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用马克思、或列宁所说的话，什么都解决不了。因为马克思、列宁的阶级斗争学说，是针对私有制社会而言的。中国是不是一个私有制社会呢？值得讨论。
讨论某个社会问题，首先应该划定一个时空限，例如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这叫做空限；它是包含近代几百年的，还是包含整个历史时期？这叫做时限。董、张、刘、杨诸先生的讨论，正缺乏这个时空限。中国的社会问题、历史问题，只能依照中国自身的内容来讨论。中国的历史发展动力应该从中国的历史中去找，从外国的历史中是找不到的。可是，诸先生所引荐的几个概念，都出自外国人的理论中。这就有了大问题。中国的"历史动力"讨论，套用外国人的理论框架，就好像小孩子穿了大人的衣服——横竖都不合身。
私有制与大私有体制不是一回事
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斗争、私有制等等概念都是外国人提出来的，是洋货，不是中国货，充满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气息，与中国的这两千多年来的历史实际结合不起来。把阶级斗争的理论，用之于中国革命和经济建设，实在不很适合。刘大年说："正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反复阐明私有制社会里，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可见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是针对私有制的。可是，中国这几千年来却没有私有制。私有制指的是财产（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个人私有。我国所缺乏的，正是财产个人私有。何以说？
早在春秋战国，我们就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有的财物，都是皇帝一个人的，没有一个人有自己的财产；所有的人都吃皇帝的，要依靠皇帝才能活命。这种体制难道可以叫做私有制吗？当然不能。这是一种大私有体制，不是财产私有制度。古时候周朝推翻了殷商，殷商大臣伯夷、叔齐"耻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粮食是农民种出来的，却被认为是皇帝的。这里体现出大私有体制时人们的意识形态。张五常认为这种体制叫等级制，不是私有制。我赞同他说中国过去不是私有制的观点，但他说的等级制仍然有问题。皇帝与各级官吏，根本不是等级的关系，而是主子与奴仆的关系。历史上宰相被全家抄斩，子女没为奴婢的不是少数，说明臣子与皇帝之间，不存在等级关系。
过去是农业经济的时代，土地作为唯一的生产资料，是每一个人赖以维持生活的根本。我们把所有人的根本，都说成是皇帝一个人的。这等于把所有人的生命，都让皇帝一个人掌握了。皇帝一个人没有办法管这么多的人和财产，才建立起各级政权，有了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员；他还需要大大-小小的地主，来管理他的土地和生产出来的粮食。不过，不管官大官小，大地主小地主，都是没有任何生命保障的奴才。明朝的历史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朱元璋打下了天下，一个大富翁出钱修造南京城墙。朱元璋看到这个人富有，就将他杀死，没收了他的全部财产。这样的制度，难道可以叫做私有制吗？
私有制是一种制度。"制度"，《现汉》释："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历代中国的皇帝，就没有遵守这个准则。为什么？因为他认为所有的财产包括所有人的生命都是他一个人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所有人的意识里，都认为他们的生命都是皇帝的，何况财产。这说明，几千年来中国人的私有财产，没有合法的地位。私有制就是财产个人私有，而且有法律的保卫，任何人不能侵犯，包括皇帝。如果皇帝可以随意侵犯，随意取予，那就不能叫做私有制。这只是表面上的个人私有，骨子里仍然是皇帝所有。个人只不过是暂时做代理而已。
德国有一个故事：威廉一世皇帝要建造一座行宫。他看见行宫前有一座磨坊挡住了他的视线，就要求磨坊的主人卖给他。主人说这是我祖上的产业，不能在自己的手中失去，不愿意。皇帝就派去一队士兵强行拆除。主人只得向法院起诉。法院判决皇帝败诉，要按原来的样子造好还给主人。后来威廉一世和磨坊主人相继去世。主人的儿子负债6千马克，写了一封信给威廉二世，说自己必须还债，愿意将磨坊出卖，使二世能接续父亲的遗志。岂知二世送给他6千马克并写了一封信说，希望他永远保留这座磨坊以证明德国法律的伟大。这才是真正的私有制。
人是要死的，法律却会留了下来。这种保护个体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意识，已经在西方人的思想中生根立足，连皇帝都不能侵犯。德国的私有制是真正的私有制；中国的私有制是假的私有制。西方的皇帝知道个人都是要死的，而社会则万世延续。社会可以不要皇帝，但不能不要法律。中国的皇帝没有这种见识，只想自己长生不老，在世享用一切，闭眼了连种族毁灭他都不在乎。秦始皇统一六国，将天下富人统统迁到咸阳，等于是监督居住，钱多就没有用处了。
皇帝长在宫庭，什么都不知道，是有知识的臣子，教他学会这些统治人民的道理。这就是一代传一代的文化。
权力腐败
在这种权力与经济一统的大私有体制下，替皇帝管权力的各级官员不掌握经济；替皇帝管土地的各个地主没有权力，这样才形成了互相制约，才能确保皇帝大私有政权的稳固。历史上中国的封王，有权力也有土地（即经济），就常常会起来谋反。
皇帝为维持他的大私有体制，利用各级权力调和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即管理者与生产者之间的纠纷。因为他们如果闹得利害，就会影响皇帝的收入和政权的稳固。但是，作为个人，都是自私的。地主为了更多的获取，就利用势力兼并，向各级权力机构行贿，导致农民受到更多的压榨。皇帝要依靠各级官员维持他的体制，各级官员就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聚敛钱财。这就是权力腐败。权力腐败到人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大家就起来推翻它。于是又来了一个新的权力，又来一轮新的腐败，再来一回新的革命。这种大私有体制的特点：权力等于真理、等于法律。和珅抄家，其财产总数达八亿两银子，是那时国家好几年的税务收入。和珅有他的本事，能使皇帝活得快活。乾隆皇帝知道和珅聚敛得很厉害，但可以放一马，觉得反正和珅的性命都在他的手中，聚敛等于是替皇帝白帮忙。朝朝代代都有这样的例子。
权力腐败是因为缺乏法律的制约。在中国，权力一直高于法律。所谓君无戏言，皇帝的话就是法律。现在，在一个地方里，在一个部门中，领导的话就等于法律。文革中我们搞"最高指示"，类同于圣旨的延续。刘少奇是国家主席，亦被殴打至惨死。现在我们接受过去的教训，要搞依法治国，才制订了一套套的法律。有些地方和部门不习惯守法，制造借口故意违法。权力没有制约，就会腐败，这是常识。
对个人来说，最宝贵的莫过于生命。人是自私的动物，想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皇帝是自私的，老百姓也是自私的。自私是每个个体自我保卫的天性，不能说好，也不能说坏。人是自私的动物。有了权力和法律的制约，个体的自由才不会互相侵犯。为了协调个体的自私不相互侵犯，社会才产生了权力。有皇帝的社会，一切权力都在皇帝手里。西方的权力后来发生了分化——政治权力与法律权力。法权既用来调和人民与政权的矛盾，也可用来解决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矛盾。而中国，是皇帝讲了算的，法只是皇权"统一领导"下的法制，这就是中国的权大于法的由来。这样的法没有办法制约权，才有了朝朝代代的权力腐败。
大公有体制的理想
权力腐败引发了农民革命。农民要推翻皇帝，针对皇帝的大私有，就提出所有财产大家公有。大家公有的意思当然是平均分配，这就是平均主义。平均主义是大公有的理想：有酒大家喝，有肉大家吃。生产的东西都被吃喝光了，没有了积累和再生产。可见大公有是一种短期行为意识，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战争是需要经济消耗的，需要有个长期的打算。可是平均主义是只顾今天不顾明天的，所以才会失败。董楚平说，用平均主义发动的农民革命，如果真正实行起平均主义来，就非失败不可，最后还是要转用皇帝治国的那一套大私有制度，才能取得胜利。
大私有体制，所有的东西都是皇帝的；大公有体制，所有的东西都是大家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在大私有极度腐败以后，以这种大公有作为号召，穷苦的农民都很向往。不过，这种制度实施起来，却难上加难。假设革命成功，所有的东西大家都平均分配，这就无论如何没办法了。五六个人的大公有实行已经很难，何况是一个国家。个体之间各有不同的生活要求，不可能完全一致。即使是同一个个体，也会有年龄的变化而有不同的需求。谁出远门不想快？如果大家都要坐飞机，天上的飞机挤得都相撞起来。汽车、火车都成为烂铁了。所以，大公有，只能是一种理想。把理想当现实，就非失败不可。
大私有与大公有构成了一个怪圈，中国人在这个怪圈里钻来钻去，钻了几千年，至今还没有摆脱。黑社会许多帮会，都起于结拜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就是理想的大公有。帮会壮大了之后，就有了帮主，唯帮主之令是听。大公有翻手就变成了大私有。大公有说是所有的东西大家共享，这怎么可能？仍然需要权力管理。有权力就会有腐败。所以，大公有与大私有实际是一块玻璃的两个面，没有根本的不同。大公有与大私有都同样地在政治上搞专制，在经济上搞统制，是一个人说了算的，没有其他任何个人的说话自由。所以说，大公有和大私有都是自由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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