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发达国家该不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完全不同意---尹慧珉
马恩原著我读得不好，冯治军的文章也没有读过，普列汉诺夫的遗嘱和王若水文章则是读过的，而且十分佩服。现在就根据这点知识加上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认同，来讨论《不发达国家……》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根本观点是说：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1949年的夺取政权，虽然不符合马恩所说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特别是不发达国家内取得成功的教条，后来建立的政权又有许多严重错误，但是，不能因此说当年（1917和1949年）就不应当革命，当年已经有了成熟的革命时机，为什么不能抓住这个时机赶紧革起来呢？在十月革命以后，至少世界上有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后来更有了一大批，取得了经验。因此，不能说列和毛是修正了马恩，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列、毛作的是“英勇的尝试”，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我对这看法完全不同意，理由是：
1、我现在已经不认为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1949年的夺取政权成功是一场“革命”。在俄国，他们的人民中已有很多人只承认二月革命是一场革命，却把十月的那场只看作政变，我想是有道理的。在中国，我认为，1949年只能说是一场农民造反的成功，是改朝换代。因为，革命，我想应该是一种政治制度的改革，是抱着用先进的政治制度代替落后的政治制度的理想、在成功以后又认真将这理想实现的一种行动。法国革命和英国革命就都是这样，当然都只是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辛亥革命很不彻底，但它毕竟革掉了一个皇帝，使帝制从此在中国人心中不合法，并建立了一个“民国”，所以仍可称之为一次革命。我想俄国人承认二月革命为革命，也是这个原因。我国的戊戌变法是失败了，如果成功，也可以算作是一次革命，因为他们虽然仍要皇帝，却主张立宪，要实行宪政。1949年这件事的胜利者，当年虽也有一个听来很先进的理想作为招牌，即：先实行新民主主义以后再实行社会主义，因此获得民众用户，有了新政协和一个共同纲领，如果照此诚实地、严肃地做去，当然就是一次很好的革命，但他没有这样做，不是以先进代落后，反以落后代替先进。蒋介石时期本来已经以“训政”为名实行了专制，但还羞羞答答，宣称就要搞宪政“还政于民”，共产党却理直气壮，硬说民主自由都是虚伪的，就是要搞无产阶级专政，即“斯大林加秦始皇”。那些所谓搞社会主义的昏招、馊招，几乎都是祸害中国人民的。几十年来饿死了多少人？斗争和虐待死了多少人？羞辱了多少人？这半个多世纪来在中国，不要说马克思主张的“自由人联合体”不能实现，就是罗斯福对资本主义的“不虞匮乏、不虞恐惧”等要求也做不到。这样的以严酷的专制代替稍松弛的转制的改朝换代，能算是革命么？
2、我也不同意苏联、中国的革命“可给世界共运提供经验经验”之说。俄国布尔什维克乘二月革命后刚上台的新政府犯了继续参战不得民心之机乱中夺权的这种“城市革命”的经验，对将来经济发达后白领多于蓝领的世界各国会有可借鉴之处吗？中国的“农村包围城市”在将来各国农民将日渐减少并富裕起来的情况下能借鉴吗？斯大林兴旺时写了一本总结了苏联经验的《联共党史》，什么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叫我们苦读迷信了半辈子；毛泽东出了许多昏招，什么鼓足干劲多快好省、大跃进、人民公社，叫我们没头苍蝇似的苦干乱干几十年，做了多少无效劳动，浪费了多少生命力甚至埋葬了多少全部的生命？这些是能学习的经验吗？至于苏联的肃反，中国的从反胡风、反右等运动直至文革的种种残害人民的手段，我只有跪求将来怀着善良之心想搞社会主义的人们，千万千万，别学这一套！要搞就得另想新招，另搞一套符合人民利益的办法。也别管马克思当年是怎么说的，是不是像列宁说的那样他老人家的学说中最重要的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即使马克思是有那个意思，也不能照办。
当然，教训也是经验。我们不管做什么事，也应当从前人的血泪中去吸取负面的经验。这一点历史家负有重任，要把负面经验揭示出来，以免毁尸灭迹。
说到经验，我很自然地想到普列汉诺夫遗嘱中的一段话。他在谈到懊悔不该把列宁介绍到欧洲共运中并感叹十月革命已不可挽回的时候，又自我解嘲似的说：“这会给俄国人民带来灾难，但至少可以使世界共运得到一些经验。”就是说，欧洲及世界上别的共产党看见了十月革命的后果，都不会再这样做。我很同意这种说法。
3、还要谈一个革命时机是否成熟以及应不应抓住这个时机的问题。
我觉得“时机”有两种，一种是乘机夺权改朝换代的时机，一种是革命的时机。
例如秦始皇苛虐暴政，民怨沸腾，陈胜吴广。刘邦、项羽乘机起事，然后群雄角逐，刘邦最后当了皇帝；又如明朝末年朝政也是非常糟糕，这时李自成。张献忠乘机而起，李自成也建立了大顺朝，差点当了皇帝。这两个时期都存在着那种“统治者在上面统治不下去了，人民在下面也生活不下去了”的状况。这对民众中的野心家又是能人的人，乘机出头夺权也就是成熟的时机了。成功后胜利者对民众也可能像刘邦那样“约法三章”，暂时轻徭薄赋，实行让步政策，甚至做到“权为民所用”，也可能立即就严刑苛政、杀人如麻。对当年参与夺权共同战斗过来的部属（现在叫战友），也可能论功行赏，也可能像朱元璋那样大杀功臣，也可能像赵匡胤那样仁善一点，杯酒释兵权。但不管怎么样，打江山坐江山，这江山宝座总只能归“朕”一人所坐。这就是“百代皆行秦政制”。1940年代蒋介石王朝腐烂透顶，对于早就已经作了周密准备（例如抗日时不浪费兵力打对日军的运动战只打游击战以积蓄力量将来对付国民党）的毛泽东当然可以说时机已经成熟。
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机怎样才算成熟的问题，则世界历史上似尚无先例。马克思的主张是这种革命在落后国家不能实行，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无产阶级在人口中占多数的国家中才能发生，这两点大概也就是他认为的“时机成熟”的标志了。现在看来，至少这后一点即“无产阶级在人口中占多数”的看法已经过时。现在一些生产力高的国家里蓝领反而占的比例少了，这种趋势似乎还会继续下去，哪里还能在全国人口中占多数呢。但他说的第一点即“生产力高度发展”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生产力高度发展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后，如果搞得好，人民的文化素养、科学技术知识也可能随之提高，思维可能更理性化，依靠法治而不是依靠骚乱或战争以求得自己要求的满足的习惯可能已养成，那时来搞社会主义或许时机会更成熟些。甚至有这种可能：人们将摒弃那种街头暴动或万里长征成功后便把“阶级敌人”判处死刑或送进监狱的的陈旧办法，想出别的更理性的办法来，如让穷人富人坐下来，谈判、、协商、拿条件订契约等等，这不是更符合人性，更节约资源特别是人命资源吗？当然这还没有多少实践的检验，我希望自己不是又陷入了另一个空想中去。
最后还要做一个声明，我这里只是反对1917和1949年这类“革命经验”，其他有利于人类的革命工作我还是主张要做的。
（2007-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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