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与思考

摘要：中国政府要反思对民族问题的原则和政策，避免有任何动荡，就成为西方社会恶意攻击的对象。 许知远，二零零零年毕业於北京大学，现为《生活》杂志的联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专栏作家。　查看全文

来源:亚洲周刊  2007-09-22

亚洲周刊江迅／以一篇论述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文章揭起十七大前路线之争的谢韬，坦承文章所以轰动，是因为表述了人们长期隐藏在心中的历史感觉与反思。

只要共产党向民主宪政的方向小步前进，二十年后中国就会有大的转变。

在香港大学本部大楼二一八毕业生议会厅，百多名听众挤得满满的。来自北京的著名理论家谢韬演讲“关于民主社会主义问题”。八十六岁的谢韬，虽行动迟缓，却中气十足而爽朗宏言，令香港听者颇感意外。

今年初春，他在《炎黄春秋》上发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宛若一石激起千层浪，成了中共十七大之前一场政治理论风波。身处中共思想理论界重大争议的旋风中心，他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却背了一首他的旧诗作：“行云流水去，清风明月来。生动无凝滞，芯花漫自开。”一首恬淡隽永的小诗，正是他此际的心情写照。

他说，中国的问题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急，等，促。即不能急，急不得；但也不能等，等不到；只有促。只要共产党方向正确，向民主宪政的方向前进，小步前进，大步是走不出去的，慢步前进，积小步为大步，也许二三十年后会有大的转变。《炎黄春秋》有勇气发表这一文章，就是一种促，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的一点希望，同时也让人看到领导者在汲取教训，作历史反思，采取宽容态度。历史在缓慢地向前推进，在无声无息地逐渐地转换著。中国的问题急不得，也等不得。

他说：“二十年后的大转变，我们这样的老人是看不到了，都死了，现在三十多岁的人，经过二十年的奋斗，他们与旧的那套没有联系了，有了新的思想，到了中共二十大的时候，会有大的转变。我们虽然看不到了，但要促。活著一天，有话就说。我风风雨雨几十年都过来了，入党六十年，在中国也算是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员，到了晚年，未来的日子不多了，如果再不把自己一生感受到的问题，说点真话，自己都愧对自己了。见上帝之前，留下几句真话，就是这样的心情。”

他说：“中国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要重新评价毛泽东，重新清理毛泽东，在走向一个更有活力的民主社会中，清理毛泽东的思想和政治障碍，不清理毛泽东几十年来造成的罪恶，中国不能前进。胡锦涛最近提出四个坚持：坚持解放思想，

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和谐社会，建设小康社会，用这新的四个坚持取代了旧的四个坚持，这就是一个进步，就是在前进，不可能要求它一下子转变过来，但它每前进一步，我们应该欢迎，中国社会目前还没有到翻天覆地巨变的时候。”

谢韬患有心脏病、高血压，胃部被切除了四分之三。他每天的活动主要是读书，早晚两次在住宅小区散步。最高兴的是有三五老友到他家小坐。中共中央原组织部副部长、毛泽东政治秘书李锐、中共中央原宣传部长朱厚泽等是他家的常客。他们关上门交换最新获得的政坛信息，说说在门外不好说的真话。

二零零七年一月下旬，谢韬发表了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檄文后，朋友们都为他担心。他笑著说：“直到今天，有关部门有关领导没有任何人为此找我谈话。”只是七月一日，他所工作的学校，即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委依往年惯例上他家探望，送给他一盆天鸿爪花，还有一套寝具、一封贺信。谢韬说，两个月过去了，花还盛开著。

谢韬和夫人是九月六日从北京来香港的，参加《明报月刊》五百期志庆讲座，他是主讲嘉宾。同一飞机抵达香港的还有特邀嘉宾、《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原中国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和女儿《炎黄春秋》副秘书长杜明明等人。谢韬说，他和发表这一文章的《炎黄春秋》都没有遇到麻烦，这是当局的“宽容”，体现了官方的一种“保护”。

未被处分体现宽容

文章发表后，他和《炎黄春秋》的朋友们都提心吊胆，因为不知道当局会有什么反应，是未知数心里就不踏实。但文章发表的五个月里，领导上没有任何反应。直到五月十日，《人民日报》才刊登一篇答读者问的文章，论及此文。这前后中央下达一个精神：此文不传播，不转载，不批判，不争论，个人可以对此表态。

中央没有干涉、打压文章掀起的讨论气氛。对意识形态理论争论，中央不急于发表意见，采取一种开明的宽容态度，也是在汲取历史教训，这是中央和领导人的一种进步。

谢韬说，按照中共传统，任何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全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学习代表大会的有关文件，以党代会的文件统一全党的思想，不希望干扰，不希望有杂音，不希望分散关注点。在中共十七大之前，能发表这篇文章，公开讨论长达半年，很了不起了。一百多年没有与中国人民见面的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中国一贯都是封锁的，批判的，现在可以公开谈论，象征意义很大。他认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会朝民主社会主义前进一步，不会开倒车。他说：“中国缺少的不是谁说得正确，谁说错了，而是把话说出来，这个现象本身更具意义。中国曾经是有话不能说，而今能说了，引起社会争论，这就是进步。”

《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早在二零零六年就写好了。谢韬与一些朋友商谈中，预测文章提出的问题具有很大冲击力。长期来在当局封锁下，这一问题是无法公开讨论的，对毛泽东思想的否定，对列宁和斯大林思想的否定，这在中国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政治问题，他不能不慎而又慎，文章就一直压著没有发表。不知是谁将他的这篇文章放到网上，散布很快，当时他还不知情。他人在成都，《炎黄春秋》编辑部朋友给他电话，说从网上看到了这篇文章，想将文本里一些尖锐或敏感的用词作些改动，准备在《炎黄春秋》上发表，谢韬同意了。

他说：“发表前，编辑部多次作了研究，为发表这篇文章作了三种准备。一是可能会引来上级部门指令封门，那就要找律师打官司。一是这一期被禁止发行，以前也有过先例，如果是这样，编辑部就提前发行一部分杂志。一是刊出后，上面有人来打招呼，要求编辑部作检讨，或者其他一些相关措施，施加政治压力。”

文章终于破土见了阳光，引起强烈反响，而中央采取少见的宽容态度。谢韬说：“这令我们意外但又是等待中可能的最好反应。文章受到传统左派狂热攻击，各地举行了十多场大批判会，指责我颠覆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反宪法，反党章，都不是讲道理的，而是文革式批判。”

他坦承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在人民中生根，是因为表述了人们长期隐藏在心中的历史感觉、历史反思。文章的观点，不是他一个人的，许多朋友和同事在长期的政治和学术的经历后，也有同样的看法，只是分散的，他不过是系统地加以表述。

他说：“中国历次运动，大家从切身经验里，有自己的历史感觉，很多人都在作历史反思，包括党内一些领导干部。这是一个正常健康的人必然有的理性思考。我不过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中国这几十年培养了这样的一种人，年轻时真心为革命，真心去拥护，到了晚年，经历了几十年风雨，人就想说点真话，面对真实的历史去探讨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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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韬小档案

摘要：最近读了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独秀与胡适》一书，作者朱洪在“卷头语”里，把陈独秀和胡适比喻为两条河流。他生动而又不乏风趣地写道：“这是两条汇聚于反封建主干道的河流，大部分的时间，它们分流而去。这两条河流的末段，似乎重新交汇，但未能殊途同归。这样的不能同流而又不能分割的两种风格的河流，纵横驰骋，流布大地，构成了上个世纪思想文化界最绚丽的景观之一。”其实，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上世纪的这个绚丽景观，岂止是思想文化界，它更为影响深远的，是为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发展，留下了意义重大的经验与教训。 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是陈独秀和胡适。他们从相互结识，切磋砥砺，叱咤风云，到最后分手。短短的三四年里，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上，留下了灿烂的记录。他们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也是它的终结者。终结的根源在于他们之间的差异和分歧。历史进程表明，新文化运动以来,两种方式、两条道路的较量，暴力革命总是占了上风。。。。。　查看全文

读《不发达国家该不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一文，很有启发。对这个问题我也思考过很久，有一些认识，请大家指正：

一、马克思可以说有两个继承人，一是恩格斯和他所创缔的第二国际，后来演变为社会民主主义；二是列宁和他所创缔的第三国际，后来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阵营”。这两个国际的纲领有很大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国情的不同所致，当然主观因素也起很大作用。

第二国际的阵地主要是西、北欧。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比较发达，有以下一些主要特点：1.在封建时代，封建贵族的力量往往压倒国王，因而有议会制度的产生；2.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比较彻底，普选制日益完善；3.工业化发展较早，无产阶级力量比较雄厚，同时又有相当强大的中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有一定的约束作用；4.在经济危机中学会了一套缓和阶级矛盾，实行福利制度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可以不用暴力革命而通过选举取得政权，推行社会公正的经济政策。

第三国际的阵地主要在俄国和中国。这两个国家的资本主义长期得不到发展，有以下一些特点：1.封建社会演变为专制社会，中央集权压倒封建割据实力，没有议会制度的传统；2.资本主义不发育，即使有也是国家资本主义，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软弱无力；3.以小农经济为主，无产阶级只是在外国殖民主义进来后才出现，力量很薄弱；中产阶级也不发育，知识分子占极少数。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人民在专制统治下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有强力的反抗意识，并往往通过暴动爆发出来，又被残酷地镇压，根本不可能通过民主实现改革。于是，在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起来，有严密组织纪律的共产党一出现，领导革命的任务就客观地落在共产党的身上。

革命不是任何人能主观否定或肯定的。当社会存在着专制、剥削和镇压时，当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无力，不可能领导革命时，当马克思主义在发达国家兴起时，那些专制国家中的先进知识分子就会用马克思主义来鼓动群众，组织革命，并经过艰苦斗争，夺取政权。要用西、北欧的标准来责备他们是没有根据的。

（以上，只涉及两个国际在夺取政权上的态度，至于第二国际许多政党在世界大战时搞民族沙文主义，第三国际由一个国家来指挥各国革命等问题，不在这里讨论范围之内）。

二、问题是当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后应当怎么办？一方面，马克思没有对这些工业不发达，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提出过现成的纲领；另一方面，长期来专制统治对革命党也起重要的影响，他们缺乏民主的锻炼，于是很容易用一个专政来替代另一个专政。由于这些原因，虽然列宁提出过新经济政策，毛泽东提出过新民主主义论，但都很快被抛弃了。于是出现三个主要错误：一是，在经济上过分强调集中，过早地搞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二是，在政治上过分强调专政，否定法治与民主；三是在思想意识上过分强调阶级斗争，把许多内部分歧上升为敌我矛盾。

其实在苏联革命成功后，苏联的第一任文化部长卢那察乐茨基就不同间普列汉诺夫进出的等资本主义发展、无产阶级壮大后再夺取政权的观点，而主张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这一看法，在当时可能被视为异端，其实是有道理的。

以上认识，很粗浅，请批评。

张钦楠

2007-10-10

不发达国家该不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友人丙：我觉得这题目非常重要，且思考已见深度，是一篇成熟的文章，可以考虑出台了。

陶世龙：拜读大作，感到甚有见地，特别在中国学术理论界，习惯于跟风刮风，不是认真研究实际。大作可以引发思考，建议在我这里发出如何？

我觉得我们都已习惯于一元化的思维，事实上思想的一元化是不可能作到的。有些明明是错误的东西，但它能存在就不能不承认这一事实。当然不是说可以听之任之，但大家都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发表出来。何况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才是对的，大家都不能说已找到了最后的答案。尼泊尔的毛派兴起也说明问题不是能简单解决的。所以先讨论起来再说。

不发达国家该不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更欣赏“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友人乙

我提几点意见供参考

对你提出的问题，我因为不大爱从理论上去深究，所以不可能说出什么有价值的看法。只是觉得，你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不应把马克思的理论当作教条去套历史现实。不等于马克思说过的都是对的。不过，我觉得还应更进一步。我现在更欣赏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我觉得什么主义、阶级、社会发展阶段等等，都是学者们提出的一些理论，实际社会生活中往往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拿无产阶级这个概念来说吧，怎样才算无产阶级？哪些人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我看各国共产党没有谁弄清楚过，甚至很可能根本就不想去弄清楚，只是一个借口，一个幌子而已。不然，当年的俄共和中共，就根本说不上是什么无产阶级先锋队了。

其他许多概念都是如此。比如地主阶级，从现在看到的一些有关土改的资料就可以看出，这个所谓的阶级概念也是非常莫名其妙的。黄世仁是地主阶级，帮助共产党打天下、支持儿女闹革命的开明士绅也是地主阶级，一些地方的靠勤劳致富而“先富起来的人”也是地主阶级，一些为乡民做好事的人也是地主阶级，有的是儿女在外工作（干革命），老母在乡间无劳动力，买上一点地，靠收租养老，也是地主阶级，我母亲的一个好友，当时只是个中学生，其母改嫁后，为了让女儿能完成学业，留了一点地放在她名下，收的租给她读书和作生活费，她后来在清队中被打成漏划地主，被迫自杀……这类阶级论不知冤枉整了多少人。

另一方面，按照毛泽东说过的，要从效果来检验动机，那么，他领导的所谓革命，效果如何？能说他动机是好的吗？夺取了政权就算革命成功了吗？那么李自成、洪秀全也曾夺取到政权，建立了短命的王朝（与苏联相比当然短命得多，不过从历史长河中看也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而已），那也算农民革命成功了吗？我觉得，不能仅看是否成功夺取了政权，还得看此结果给社会历史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我认为不论俄国还是中国的所谓革命，都不能说是成功。因为给社会历史带来的不是进步而是倒退。

随手写下这样一些想法，并非深思熟虑。只供参考。我还是喜欢研究一些具体的史实问题。 

不发达国家该不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不应该，条件不具备，负面作用大.---友人甲

我提几点意见供参考

       （一）、社会主义革命指什么？不仅指共产党夺取政权，应该包括从夺取政权到对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按照这种解释，落后国家在条件不具备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中曾引用马恩的两段话：“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务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历史清楚地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情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致剷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还具有很大的扩张能力。”这两段话说明了这个问题，说得非常明确。这里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不能以“发展”之名加以修正的。

       （二）、撇开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不论，单就革命实践来看，落后国家在条件不具备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对人类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也主要是负面的。苏联模式的弊病显而易见不必多说。中国急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急于建成社会主义采取一系列举措（三大改造、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派、“文化大革命”等），也是明显的败笔。苏中等国革命后也有成绩，但是和发达国家比，和台湾、香港等地比，却差得太多了。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革命，情况可能会比现在好。
      不说对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单讲夺取政权，建立了党专政、领袖专政，于国于民也是弊多利少。各种“运动”不断，人们受尽迫害，几千万人饿死，公民的民主权利被严重侵犯，不都是在党专政建立之后发生的吗？

      （三）、今后怎么办？社会主义革命--党专政已是既成事实，不能说不要就不要了。再来一次革命，社会震动太大，经济发展受影响，国家和人民受损失，而且革命之后会怎样？会不会出现暴民专政？最好还是在现有基础上逐步改革，稳步前进。

不发达国家该不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完全不同意---尹慧珉

马恩原著我读得不好，冯治军的文章也没有读过，普列汉诺夫的遗嘱和王若水文章则是读过的，而且十分佩服。现在就根据这点知识加上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认同，来讨论《不发达国家……》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根本观点是说：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1949年的夺取政权，虽然不符合马恩所说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特别是不发达国家内取得成功的教条，后来建立的政权又有许多严重错误，但是，不能因此说当年（1917和1949年）就不应当革命，当年已经有了成熟的革命时机，为什么不能抓住这个时机赶紧革起来呢？在十月革命以后，至少世界上有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后来更有了一大批，取得了经验。因此，不能说列和毛是修正了马恩，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列、毛作的是“英勇的尝试”，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我对这看法完全不同意，理由是：

1、我现在已经不认为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1949年的夺取政权成功是一场“革命”。在俄国，他们的人民中已有很多人只承认二月革命是一场革命，却把十月的那场只看作政变，我想是有道理的。在中国，我认为，1949年只能说是一场农民造反的成功，是改朝换代。因为，革命，我想应该是一种政治制度的改革，是抱着用先进的政治制度代替落后的政治制度的理想、在成功以后又认真将这理想实现的一种行动。法国革命和英国革命就都是这样，当然都只是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辛亥革命很不彻底，但它毕竟革掉了一个皇帝，使帝制从此在中国人心中不合法，并建立了一个“民国”，所以仍可称之为一次革命。我想俄国人承认二月革命为革命，也是这个原因。我国的戊戌变法是失败了，如果成功，也可以算作是一次革命，因为他们虽然仍要皇帝，却主张立宪，要实行宪政。1949年这件事的胜利者，当年虽也有一个听来很先进的理想作为招牌，即：先实行新民主主义以后再实行社会主义，因此获得民众用户，有了新政协和一个共同纲领，如果照此诚实地、严肃地做去，当然就是一次很好的革命，但他没有这样做，不是以先进代落后，反以落后代替先进。蒋介石时期本来已经以“训政”为名实行了专制，但还羞羞答答，宣称就要搞宪政“还政于民”，共产党却理直气壮，硬说民主自由都是虚伪的，就是要搞无产阶级专政，即“斯大林加秦始皇”。那些所谓搞社会主义的昏招、馊招，几乎都是祸害中国人民的。几十年来饿死了多少人？斗争和虐待死了多少人？羞辱了多少人？这半个多世纪来在中国，不要说马克思主张的“自由人联合体”不能实现，就是罗斯福对资本主义的“不虞匮乏、不虞恐惧”等要求也做不到。这样的以严酷的专制代替稍松弛的转制的改朝换代，能算是革命么？

2、我也不同意苏联、中国的革命“可给世界共运提供经验经验”之说。俄国布尔什维克乘二月革命后刚上台的新政府犯了继续参战不得民心之机乱中夺权的这种“城市革命”的经验，对将来经济发达后白领多于蓝领的世界各国会有可借鉴之处吗？中国的“农村包围城市”在将来各国农民将日渐减少并富裕起来的情况下能借鉴吗？斯大林兴旺时写了一本总结了苏联经验的《联共党史》，什么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叫我们苦读迷信了半辈子；毛泽东出了许多昏招，什么鼓足干劲多快好省、大跃进、人民公社，叫我们没头苍蝇似的苦干乱干几十年，做了多少无效劳动，浪费了多少生命力甚至埋葬了多少全部的生命？这些是能学习的经验吗？至于苏联的肃反，中国的从反胡风、反右等运动直至文革的种种残害人民的手段，我只有跪求将来怀着善良之心想搞社会主义的人们，千万千万，别学这一套！要搞就得另想新招，另搞一套符合人民利益的办法。也别管马克思当年是怎么说的，是不是像列宁说的那样他老人家的学说中最重要的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即使马克思是有那个意思，也不能照办。

当然，教训也是经验。我们不管做什么事，也应当从前人的血泪中去吸取负面的经验。这一点历史家负有重任，要把负面经验揭示出来，以免毁尸灭迹。

说到经验，我很自然地想到普列汉诺夫遗嘱中的一段话。他在谈到懊悔不该把列宁介绍到欧洲共运中并感叹十月革命已不可挽回的时候，又自我解嘲似的说：“这会给俄国人民带来灾难，但至少可以使世界共运得到一些经验。”就是说，欧洲及世界上别的共产党看见了十月革命的后果，都不会再这样做。我很同意这种说法。

3、还要谈一个革命时机是否成熟以及应不应抓住这个时机的问题。

我觉得“时机”有两种，一种是乘机夺权改朝换代的时机，一种是革命的时机。

例如秦始皇苛虐暴政，民怨沸腾，陈胜吴广。刘邦、项羽乘机起事，然后群雄角逐，刘邦最后当了皇帝；又如明朝末年朝政也是非常糟糕，这时李自成。张献忠乘机而起，李自成也建立了大顺朝，差点当了皇帝。这两个时期都存在着那种“统治者在上面统治不下去了，人民在下面也生活不下去了”的状况。这对民众中的野心家又是能人的人，乘机出头夺权也就是成熟的时机了。成功后胜利者对民众也可能像刘邦那样“约法三章”，暂时轻徭薄赋，实行让步政策，甚至做到“权为民所用”，也可能立即就严刑苛政、杀人如麻。对当年参与夺权共同战斗过来的部属（现在叫战友），也可能论功行赏，也可能像朱元璋那样大杀功臣，也可能像赵匡胤那样仁善一点，杯酒释兵权。但不管怎么样，打江山坐江山，这江山宝座总只能归“朕”一人所坐。这就是“百代皆行秦政制”。1940年代蒋介石王朝腐烂透顶，对于早就已经作了周密准备（例如抗日时不浪费兵力打对日军的运动战只打游击战以积蓄力量将来对付国民党）的毛泽东当然可以说时机已经成熟。

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机怎样才算成熟的问题，则世界历史上似尚无先例。马克思的主张是这种革命在落后国家不能实行，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无产阶级在人口中占多数的国家中才能发生，这两点大概也就是他认为的“时机成熟”的标志了。现在看来，至少这后一点即“无产阶级在人口中占多数”的看法已经过时。现在一些生产力高的国家里蓝领反而占的比例少了，这种趋势似乎还会继续下去，哪里还能在全国人口中占多数呢。但他说的第一点即“生产力高度发展”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生产力高度发展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后，如果搞得好，人民的文化素养、科学技术知识也可能随之提高，思维可能更理性化，依靠法治而不是依靠骚乱或战争以求得自己要求的满足的习惯可能已养成，那时来搞社会主义或许时机会更成熟些。甚至有这种可能：人们将摒弃那种街头暴动或万里长征成功后便把“阶级敌人”判处死刑或送进监狱的的陈旧办法，想出别的更理性的办法来，如让穷人富人坐下来，谈判、、协商、拿条件订契约等等，这不是更符合人性，更节约资源特别是人命资源吗？当然这还没有多少实践的检验，我希望自己不是又陷入了另一个空想中去。

最后还要做一个声明，我这里只是反对1917和1949年这类“革命经验”，其他有利于人类的革命工作我还是主张要做的。

（2007-4-10）

不发达国家该不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自相矛盾的革命---唐宝林 

苏、中的革命胜利后出现的这种情况，有人说像这样不发达的国家"本来就不应该进行革命"；有人则认为革命是应该的，问题是在革命胜利后，"怎样正确地去建设"；第三者就出来指出：正因为不发达国家的革命者不可能解决革命胜利后的建设问题，才不应该革命（例如暴力革命的领导者在胜利后必然惯性地成为崇拜暴力、反对民主的独裁者）。所以，第二者的观点是自相矛盾的，而且这个矛盾是无法解决的。

看来，不发达国家在反动统治者激化社会矛盾而必然爆发革命后，必然再经过若干次的独裁、腐败、失败后，才会走上民主改革之路，最后才走向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可能是一条新的历史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