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与研究

    按：本文是我7月14日在中央党校老干部局和中央党校老教授协会联合举行的“纪念改革开放30年座谈会”上的发言。十多年来，我一直认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存在着两个重大的理论失误，一是把国有制当作社会主义公有制，一是把企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的工资制当作按劳分配。从这两个理论失误出发，提出了两个错误的指导方针：1、基本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国有经济为主导；2、分配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这两个错误的指导方针，导致十多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停滞与倒退：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垄断经济依然坚守着半壁江山，限制了民有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改革没有取得积极成果，反而为权势者提供了掠夺国家和人民财富的新机会；改革成果被权贵和豪强装入自己的腰包，造成社会贫富对立，两极分化，给社会发展带来严重的危害。
    出于对改革开放和国家建设的关切和期待，我曾经多次撰写文章，对这两个理论失误进行分析与论证，2004年和2005年，又借着阅读十六届三中全会和五中全会文件的机会，写出九篇思考札记，经由组织系统报送党中央，并表示希望能在一定范围内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以求得正确的认识。但是，人微言轻，听者藐藐，没有产生丝毫反响。去年举行的中共十七大的政治报告，还是继续“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说明指导思想在这两个问题上仍然坚持着错误的理论观点。对此，我感到不能保持沉默。这是我为什么要在这次座谈会上就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得失发表意见的因由。
    但是，由于时间有限，座谈会上很难畅所欲言，为了比较充分地表达我在这些问题上的见解，我把2004年写的重读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的六篇札记和2005年写的学习十六届五中全会文件的三篇札记列为本文的附件，供对这些问题有兴趣的朋友思索参考。这九篇札记虽然写于三四年前，而且曾经在“五柳村”等网站上发表过，但考虑到中共十七大仍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以按劳分配为主体，那就说明我的这些札记今天还有着十分现实的意义，所以旧话重提，再次向关心改革的朋友们推荐这几篇札记。只是这样一来，篇幅就显得相当冗长了，只好请阅读者鉴谅。

    “知我者谓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诗经.黍离》）

                                                     2008年7月20日  

   我国的改革开放，如果从安徽农民包产到户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已经有整整30年了。进入2008年后，报刊和网络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反思改革开放的是非得失，从中总结经验教训。这是非常必要的。

   改革开放是全民的事业，每个人都有权利也有责任对改革的是非得失提出自己的见解。今天我也想借这个会议的机会，简要地就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得失，谈一谈我的看法。

   我国的改革从经济起步，这是可以理解的。人们的物质生活是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人首先要吃饭穿衣，有饭吃有衣穿，才能顾及其他。十年文革，把中国的经济摧残到崩溃的边缘。为了扭转这个局面，十一届三中全会明智地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接着，一步一步地承认了农村包产到户的合法性；1982年十二大政治报告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10月，十四大正式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又作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从以上所列情况可以了解，我们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渐进过程。这个过程反映了指导思想的转变，需要探讨的是，指导思想的转变是以什么理论为指导的。

   是“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吗？是“摸着石头过河”吗？是“三个有利于”吗？都有点像，但都不是。因为，这些都是操作层面上的注意事项，谈不上是什么理论。可以说，我们从启动改革到深化改革，在方针政策的表层，都找不出任何理论体系的痕迹。而从改革的实践来考察，便不难发现在它深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涵义。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里有一段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叙述：“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中国是一个经济非常落后的国家，需要有一个大力发展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正是基于这个认识，中国共产党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五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这五种经济成分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是不会消失的。但是，我们却迫不及待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摧毁了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适合的五种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建立起国家全面垄断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以为这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然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十分明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没有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胎胞里成熟，因而新建立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包括人民公社，绝不可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历史事实表明，这种生产关系严重地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粉碎四人帮后，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人们从安徽农村自发的包产到户的范例里，才逐渐领悟，只有突破由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人民公社构成的所谓“社会主义公有制”独霸天下的经济格局，让一切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形式都取得合法地位，“把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都充分发挥出来，中国社会才能起死回生。于是，在所谓公有制的夹缝里，出现了个体经济，小商小贩。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私营企业，和打开国门后引进的外资企业，以强劲的发展势头，表现出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生命力，说明它们完全适合于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同时也表明，八十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符合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

   几种经济形式同时并存，实际上恢复了建国初期的经济格局，但历史机遇已经丧失，当时的社会优势不复存在了。新民主主义的最大特征是既要发展资本主义，又要避免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病，如血汗工厂、两极分化、假冒伪劣、赌毒黄娼等等，在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具有崇高威信，政令畅通，社会有着良好的道德风尚，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赌毒黄娼的遗迹，扫荡殆尽。因此，要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些弊病是完全有可能的。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威信，官场腐败，政令不畅，特权专横，有法不依。同时，也摧毁了良好的道德风尚，诚信澌灭，尔虞我诈，弄虚作假，物欲横流。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虽然恢复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格局，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但建国初期的那种社会秩序，新民主主义的特征，却一去不复返了。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病，几乎无一不有，真令人痛心。

   目前的中国社会，可以用两个“空前”来形容：空前繁荣，空前腐败。我在前面对空前繁荣的理论背景，作了粗略的描画。空前腐败的背景就复杂了，这里我排除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因素不谈，只是就经济体制改革指导思想的理论失误，作一些简要的分析。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应该遵循的理论和当政者的理论失误，我在1995年4月写的第一篇征求意见稿《国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立足点》和2002年的第22篇征求意见稿《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及其他一些文章里，曾多次进行过叙述。2004年8月，我在学习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的基础上，还写了六篇札记，再次论证了这个问题，并且经过老干部局和党校党委上报党中央，但没有任何反应。所以，对于看过我的文章的同志来说，我今天是旧话重提；对于没有看过我的文章的同志，恐怕就是“奇谈怪论”了，因为我的看法和传统的理论思想教育的观点完全相反。

   经济体制改革指导思想的理论失误，主要有两点，一个是把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当作社会主义公有制，一个是把国有企业和党政机关的工资制说成是按劳分配。因为时间关系，我今天只讲第一个理论失误。

   按照马克思的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权分离，因此，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生产方式，也就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必将实现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结合。在这种生产方式里，劳动者在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下，具有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换句话说，就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在协作和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把这种所有制称为“非孤立的单个人的所有制”，也就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466页，第17卷第62页，第23卷832页，第48卷第21页）可见，马克思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首先，是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资本已经成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其次，在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中，每个劳动者都有一份属于自己个人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第三，占有生产资料的，是在联合劳动中使用生产资料的劳动者，而不是在企业之外、与劳动无关的人员，更不是“全民所有”；第四，占有的目的是进行自由的、联合的劳动，共同创造财富，“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第五，在这样的经济实体里，剩余价值全部归劳动者所有，在扣除社会公共需要的部分后，只在劳动者之间（包括脑力劳动者）进行分配，不存在任何剥削。

   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这些特征里，最根本的要素是劳动者个人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有了所有权，劳动者才能参与企业生产的管理与监督，才能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企业主人。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这一切都谈不到。国家所有制企业显然不具备这个特点。劳动者虽然共同使用着生产资料，甚至还有着“全民所有”的虚名，但由于没有属于他们个人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因而也就没有对于企业的管理权、监督权、剩余价值的分配权。这样的企业，怎么能说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呢？

   当然，国家所有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它的建立初期，可以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如组织生产，为工人提供就业岗位，稳定社会秩序，等等。所以马克思恩格斯都说过，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要把资本家的企业收归国家所有。但既然国家所有制的企业没有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结合，那就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而只能是处于过渡状态的所有制形式，处于三岔路口。它有三种发展趋势：第一种趋势是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结合，让劳动者占有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并组织他们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监督和剩余价值的分配，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第二种趋势是通过股份制改造，融入市场，成为现代化的企业；第三种趋势是蜕化成为私有制企业，特别是在政企不分、而政权机构又日益腐败的情况下，国家所有制企业就可能堕落成为官僚所有制企业。这是一种比资本主义私有制还要落后的所有制形式，因为私有企业存在着追逐利润的动力，并且承受着市场竞争的压力，这两种力量促使他们改善经营，更新设备，降低成本，发展生产。而官僚所有制的企业既乏动力，又无压力，只能成为国家的沉重负担。

   由于指导思想上承袭着斯大林主义，把国有经济看做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所以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一直“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九十年代有的企业曾经根据理论界的建议，拿出一部分生产资料所有权，分配给本企业的职工。对于国有企业来说，这是符合于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最佳选择，却被当时的“经济沙皇”指斥为“国有资产流失”，责令恢复原状。结果，真正有社会主义前途的改革被扼杀了，国有企业的另两个发展趋势则黑幕重重：股份制改革因官商勾结，中饱私囊而畸形发展；没有进行股份制改造的重点国有企业更成为权贵阶级的囊中之物。这两种类型的企业诞育了豪强资产阶级和权贵资产阶级，造成了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这样的企业，还能说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吗？坚持以这样的“公有制”为主体，发挥这样的“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中国的改革还有什么光明前途？经济体制改革在一开始就存在的这个理论失误，使我国的经济发展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走入歧途。

   自从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市场经济的任务以来，五年过去了。市场经济完善了多少呢？可以说，完善不多，而同市场经济背道而驰的垄断经济，却有持续加强的趋势。这是十分危险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理论上认识，劳动者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扭转认识的基础上，指导思想上应该抛弃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方针，把那些以垄断为基本特征的官僚所有制企业，纳入市场经济。为此，有必要：一、切实贯彻2005年2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让民有经济进入垄断领域，用竞争取代垄断，消除垄断。二、放弃国有经济对资源、市场、价格的垄断，让它们在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中洗涤“原罪”，锻炼自己的企业品格。通过与其他经济形式的竞争，或是站稳脚跟，继续发展壮大；或是禁不起考验，淘汰出局，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很正常的。三、推行职工持股，让劳动者享有本企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并保证他们参与企业的管理、监督和利润分配。这才是企业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公有化的发展趋势，也是改革官僚所有制企业的最根本的路径。

五柳村2008年7月21日收到

[附件]（已在五柳村发出并仍可看到的文章链接于此）

附件一：重读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的札记（共六篇）

（一）划时代的文献和时代性的缺陷  2004-10-29 23:11:01 

（二）一个不科学的命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004-10-29 23:06:16

（三）股份制不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2004-10-29 23:02:50

（四）关于公有制的认识误区 2004-10-29 23:01:47

（五）对按劳分配的错误理解  2004-10-29 23:00:18

（六）为民有经济鸣锣开道  2004-10-29 22:58:48

附件二：为报送学习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札记给党中央的信

党支部转老干部局党委转

中央党校党委并请转报

党中央：

   我最近又一次学习了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在加深体会的同时，也从理论上进行了一些思考，并写出六篇札记，现特送上，供党中央参考。由于我在这些札记中提出的观点，与传统观念相距甚远，而传统观念对人们影响至深，所以我的这些观点不会很快被人接受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但是我相信我的论述是完全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所以不揣冒昧，呈报中央。我认为，如果这些问题能够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讨论，通过不同观点的交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探讨真理，发现真理，必将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和宣传，提高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信任。

   我的这些想法和札记如有不当，请予指示、指教。

   预祝

四中全会顺利召开，圆满结束！

                                                          中央党校离休干部

                                                              杜  光

                                                                2004年8月16日

附件三：十六届五中全会文件学习思考札记（共三篇）

（一）发展、改革、公平-2005年11月7日

（二）攻坚阶段与突破垄断-2005年11月7日,（此前还发表过两篇有关本问题的文章）

杜光:必须突破金融垄断 2005-06-28 00:19:36

杜光:突破垄断，解放民有经济 2005-06-28 00:17:17

（三）国有、公有、民有  2005-11-11 16:56:47

名震中外的陕西华南虎事件终于真相大白，陕西省终于公开承认这是一次造假事件，而且宣布，在此次事件中，共有包括省、县在内的13名国家公务人员受到党纪与政纪处理，这其中，厅级干部三名、县处级6名、科级4名。

对一起公共事件责任人的处理一次涉及这么多人，咋一听当地的决心和力度似乎够大够严厉了，其实不然。从6月29日陕西省政府新闻发布会公布的内容看，尽管对周正龙涉嫌造假一事有了明确定性，也对侦破过程作了较为详细的解释说明，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却只字未提甚至有掩人耳目的嫌疑。这其中，最为核心的有：

其一、周正龙涉嫌造假手段并不高明，他那个虎照一面世就遭到社会质疑，在以后的过程中，各路行家从不同专业角度都对其做过令人信服的破绽揭露，相关权威机构和人士的认定也不是没有，可在那么长的时间里，以国家工作人员为首的挺虎派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拼死维护，其支撑力量在哪里、背景因素是什么？
   
其二、在这起关乎政府形象和公信力的事件中，陕西省政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态度暧昧、不置可否，面对社会各方一致要求对虎照真伪及早进行鉴定的呼声，该省为什么一直不去采取措施以正视听？陕西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说：“虎照造假事件系周一人所为，没有发现公职人员和其他村民参与造假的事实。”情况果真如此吗？若这样，那个关克、朱巨龙的言行该如何解释？

此外，从发布会发布的信息看，在目前，陕西省对事件相关责任人的处理也并不得力，明显表现出问责力度上的软弱，比如，这么大的事件发生在镇平县，硬是让一场现代闹剧在本县演出得精彩绝伦，如果没有县政府的表态，下属部门和人员敢这么肆无忌惮吗？现在，事件性质确定以后，对县长的问责仅仅诫勉谈话就能让社会信服？再如，陕西省林业厅在整个事件中，从厅领导到有关部门，都自始至终扮演着挺虎派的角色，对事件拖延不决的也是它们。现在，对该省林业厅厅长不是撤职，而仅仅给予行政警告处分，难道不认为过于温柔吗？还有，陕西省政府在这一事件中难咎其职，可以说，没有省里在早期的默认、中期的暧昧、后期的犹豫，虎照闹剧决不可能拖延至今。现在，在行政追究中，省里面的领导难道就没有责任吗？

总之，这些迷雾还有待下一步揭开，对这些问题，公民也有权力要求陕西省作出有说服力的解答。

摘要：有关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国内外发表的论文之多已举不胜举。但《韩文》不仅系统介绍了国内外学者研究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各种观点，而且推荐了一系列参考文献和书籍，最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因此相比之下《韩文》的可读性更强。但通观全文，其宗旨好象是在论证这样一个观点：苏联的先政治后经济的改革是失败的，而中国的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是成功的，这显然是中国的官方观点，当然也是中国主流媒体宣传的一种观点。我认为对此有商榷的必要。　查看全文

摘要：中国政府要反思对民族问题的原则和政策，避免有任何动荡，就成为西方社会恶意攻击的对象。 许知远，二零零零年毕业於北京大学，现为《生活》杂志的联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专栏作家。　查看全文

来源:亚洲周刊  2007-09-22

亚洲周刊江迅／以一篇论述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文章揭起十七大前路线之争的谢韬，坦承文章所以轰动，是因为表述了人们长期隐藏在心中的历史感觉与反思。

只要共产党向民主宪政的方向小步前进，二十年后中国就会有大的转变。

在香港大学本部大楼二一八毕业生议会厅，百多名听众挤得满满的。来自北京的著名理论家谢韬演讲“关于民主社会主义问题”。八十六岁的谢韬，虽行动迟缓，却中气十足而爽朗宏言，令香港听者颇感意外。

今年初春，他在《炎黄春秋》上发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宛若一石激起千层浪，成了中共十七大之前一场政治理论风波。身处中共思想理论界重大争议的旋风中心，他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却背了一首他的旧诗作：“行云流水去，清风明月来。生动无凝滞，芯花漫自开。”一首恬淡隽永的小诗，正是他此际的心情写照。

他说，中国的问题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急，等，促。即不能急，急不得；但也不能等，等不到；只有促。只要共产党方向正确，向民主宪政的方向前进，小步前进，大步是走不出去的，慢步前进，积小步为大步，也许二三十年后会有大的转变。《炎黄春秋》有勇气发表这一文章，就是一种促，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的一点希望，同时也让人看到领导者在汲取教训，作历史反思，采取宽容态度。历史在缓慢地向前推进，在无声无息地逐渐地转换著。中国的问题急不得，也等不得。

他说：“二十年后的大转变，我们这样的老人是看不到了，都死了，现在三十多岁的人，经过二十年的奋斗，他们与旧的那套没有联系了，有了新的思想，到了中共二十大的时候，会有大的转变。我们虽然看不到了，但要促。活著一天，有话就说。我风风雨雨几十年都过来了，入党六十年，在中国也算是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员，到了晚年，未来的日子不多了，如果再不把自己一生感受到的问题，说点真话，自己都愧对自己了。见上帝之前，留下几句真话，就是这样的心情。”

他说：“中国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要重新评价毛泽东，重新清理毛泽东，在走向一个更有活力的民主社会中，清理毛泽东的思想和政治障碍，不清理毛泽东几十年来造成的罪恶，中国不能前进。胡锦涛最近提出四个坚持：坚持解放思想，

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和谐社会，建设小康社会，用这新的四个坚持取代了旧的四个坚持，这就是一个进步，就是在前进，不可能要求它一下子转变过来，但它每前进一步，我们应该欢迎，中国社会目前还没有到翻天覆地巨变的时候。”

谢韬患有心脏病、高血压，胃部被切除了四分之三。他每天的活动主要是读书，早晚两次在住宅小区散步。最高兴的是有三五老友到他家小坐。中共中央原组织部副部长、毛泽东政治秘书李锐、中共中央原宣传部长朱厚泽等是他家的常客。他们关上门交换最新获得的政坛信息，说说在门外不好说的真话。

二零零七年一月下旬，谢韬发表了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檄文后，朋友们都为他担心。他笑著说：“直到今天，有关部门有关领导没有任何人为此找我谈话。”只是七月一日，他所工作的学校，即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委依往年惯例上他家探望，送给他一盆天鸿爪花，还有一套寝具、一封贺信。谢韬说，两个月过去了，花还盛开著。

谢韬和夫人是九月六日从北京来香港的，参加《明报月刊》五百期志庆讲座，他是主讲嘉宾。同一飞机抵达香港的还有特邀嘉宾、《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原中国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和女儿《炎黄春秋》副秘书长杜明明等人。谢韬说，他和发表这一文章的《炎黄春秋》都没有遇到麻烦，这是当局的“宽容”，体现了官方的一种“保护”。

未被处分体现宽容

文章发表后，他和《炎黄春秋》的朋友们都提心吊胆，因为不知道当局会有什么反应，是未知数心里就不踏实。但文章发表的五个月里，领导上没有任何反应。直到五月十日，《人民日报》才刊登一篇答读者问的文章，论及此文。这前后中央下达一个精神：此文不传播，不转载，不批判，不争论，个人可以对此表态。

中央没有干涉、打压文章掀起的讨论气氛。对意识形态理论争论，中央不急于发表意见，采取一种开明的宽容态度，也是在汲取历史教训，这是中央和领导人的一种进步。

谢韬说，按照中共传统，任何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全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学习代表大会的有关文件，以党代会的文件统一全党的思想，不希望干扰，不希望有杂音，不希望分散关注点。在中共十七大之前，能发表这篇文章，公开讨论长达半年，很了不起了。一百多年没有与中国人民见面的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中国一贯都是封锁的，批判的，现在可以公开谈论，象征意义很大。他认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会朝民主社会主义前进一步，不会开倒车。他说：“中国缺少的不是谁说得正确，谁说错了，而是把话说出来，这个现象本身更具意义。中国曾经是有话不能说，而今能说了，引起社会争论，这就是进步。”

《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早在二零零六年就写好了。谢韬与一些朋友商谈中，预测文章提出的问题具有很大冲击力。长期来在当局封锁下，这一问题是无法公开讨论的，对毛泽东思想的否定，对列宁和斯大林思想的否定，这在中国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政治问题，他不能不慎而又慎，文章就一直压著没有发表。不知是谁将他的这篇文章放到网上，散布很快，当时他还不知情。他人在成都，《炎黄春秋》编辑部朋友给他电话，说从网上看到了这篇文章，想将文本里一些尖锐或敏感的用词作些改动，准备在《炎黄春秋》上发表，谢韬同意了。

他说：“发表前，编辑部多次作了研究，为发表这篇文章作了三种准备。一是可能会引来上级部门指令封门，那就要找律师打官司。一是这一期被禁止发行，以前也有过先例，如果是这样，编辑部就提前发行一部分杂志。一是刊出后，上面有人来打招呼，要求编辑部作检讨，或者其他一些相关措施，施加政治压力。”

文章终于破土见了阳光，引起强烈反响，而中央采取少见的宽容态度。谢韬说：“这令我们意外但又是等待中可能的最好反应。文章受到传统左派狂热攻击，各地举行了十多场大批判会，指责我颠覆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反宪法，反党章，都不是讲道理的，而是文革式批判。”

他坦承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在人民中生根，是因为表述了人们长期隐藏在心中的历史感觉、历史反思。文章的观点，不是他一个人的，许多朋友和同事在长期的政治和学术的经历后，也有同样的看法，只是分散的，他不过是系统地加以表述。

他说：“中国历次运动，大家从切身经验里，有自己的历史感觉，很多人都在作历史反思，包括党内一些领导干部。这是一个正常健康的人必然有的理性思考。我不过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中国这几十年培养了这样的一种人，年轻时真心为革命，真心去拥护，到了晚年，经历了几十年风雨，人就想说点真话，面对真实的历史去探讨未来。”

■

谢韬小档案

摘要：最近读了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独秀与胡适》一书，作者朱洪在“卷头语”里，把陈独秀和胡适比喻为两条河流。他生动而又不乏风趣地写道：“这是两条汇聚于反封建主干道的河流，大部分的时间，它们分流而去。这两条河流的末段，似乎重新交汇，但未能殊途同归。这样的不能同流而又不能分割的两种风格的河流，纵横驰骋，流布大地，构成了上个世纪思想文化界最绚丽的景观之一。”其实，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上世纪的这个绚丽景观，岂止是思想文化界，它更为影响深远的，是为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发展，留下了意义重大的经验与教训。 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是陈独秀和胡适。他们从相互结识，切磋砥砺，叱咤风云，到最后分手。短短的三四年里，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上，留下了灿烂的记录。他们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也是它的终结者。终结的根源在于他们之间的差异和分歧。历史进程表明，新文化运动以来,两种方式、两条道路的较量，暴力革命总是占了上风。。。。。　查看全文

读《不发达国家该不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一文，很有启发。对这个问题我也思考过很久，有一些认识，请大家指正：

一、马克思可以说有两个继承人，一是恩格斯和他所创缔的第二国际，后来演变为社会民主主义；二是列宁和他所创缔的第三国际，后来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阵营”。这两个国际的纲领有很大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国情的不同所致，当然主观因素也起很大作用。

第二国际的阵地主要是西、北欧。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比较发达，有以下一些主要特点：1.在封建时代，封建贵族的力量往往压倒国王，因而有议会制度的产生；2.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比较彻底，普选制日益完善；3.工业化发展较早，无产阶级力量比较雄厚，同时又有相当强大的中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有一定的约束作用；4.在经济危机中学会了一套缓和阶级矛盾，实行福利制度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可以不用暴力革命而通过选举取得政权，推行社会公正的经济政策。

第三国际的阵地主要在俄国和中国。这两个国家的资本主义长期得不到发展，有以下一些特点：1.封建社会演变为专制社会，中央集权压倒封建割据实力，没有议会制度的传统；2.资本主义不发育，即使有也是国家资本主义，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软弱无力；3.以小农经济为主，无产阶级只是在外国殖民主义进来后才出现，力量很薄弱；中产阶级也不发育，知识分子占极少数。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人民在专制统治下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有强力的反抗意识，并往往通过暴动爆发出来，又被残酷地镇压，根本不可能通过民主实现改革。于是，在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起来，有严密组织纪律的共产党一出现，领导革命的任务就客观地落在共产党的身上。

革命不是任何人能主观否定或肯定的。当社会存在着专制、剥削和镇压时，当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无力，不可能领导革命时，当马克思主义在发达国家兴起时，那些专制国家中的先进知识分子就会用马克思主义来鼓动群众，组织革命，并经过艰苦斗争，夺取政权。要用西、北欧的标准来责备他们是没有根据的。

（以上，只涉及两个国际在夺取政权上的态度，至于第二国际许多政党在世界大战时搞民族沙文主义，第三国际由一个国家来指挥各国革命等问题，不在这里讨论范围之内）。

二、问题是当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后应当怎么办？一方面，马克思没有对这些工业不发达，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提出过现成的纲领；另一方面，长期来专制统治对革命党也起重要的影响，他们缺乏民主的锻炼，于是很容易用一个专政来替代另一个专政。由于这些原因，虽然列宁提出过新经济政策，毛泽东提出过新民主主义论，但都很快被抛弃了。于是出现三个主要错误：一是，在经济上过分强调集中，过早地搞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二是，在政治上过分强调专政，否定法治与民主；三是在思想意识上过分强调阶级斗争，把许多内部分歧上升为敌我矛盾。

其实在苏联革命成功后，苏联的第一任文化部长卢那察乐茨基就不同间普列汉诺夫进出的等资本主义发展、无产阶级壮大后再夺取政权的观点，而主张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这一看法，在当时可能被视为异端，其实是有道理的。

以上认识，很粗浅，请批评。

张钦楠

2007-10-10

不发达国家该不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友人丙：我觉得这题目非常重要，且思考已见深度，是一篇成熟的文章，可以考虑出台了。

陶世龙：拜读大作，感到甚有见地，特别在中国学术理论界，习惯于跟风刮风，不是认真研究实际。大作可以引发思考，建议在我这里发出如何？

我觉得我们都已习惯于一元化的思维，事实上思想的一元化是不可能作到的。有些明明是错误的东西，但它能存在就不能不承认这一事实。当然不是说可以听之任之，但大家都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发表出来。何况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才是对的，大家都不能说已找到了最后的答案。尼泊尔的毛派兴起也说明问题不是能简单解决的。所以先讨论起来再说。

不发达国家该不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更欣赏“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友人乙

我提几点意见供参考

对你提出的问题，我因为不大爱从理论上去深究，所以不可能说出什么有价值的看法。只是觉得，你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不应把马克思的理论当作教条去套历史现实。不等于马克思说过的都是对的。不过，我觉得还应更进一步。我现在更欣赏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我觉得什么主义、阶级、社会发展阶段等等，都是学者们提出的一些理论，实际社会生活中往往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拿无产阶级这个概念来说吧，怎样才算无产阶级？哪些人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我看各国共产党没有谁弄清楚过，甚至很可能根本就不想去弄清楚，只是一个借口，一个幌子而已。不然，当年的俄共和中共，就根本说不上是什么无产阶级先锋队了。

其他许多概念都是如此。比如地主阶级，从现在看到的一些有关土改的资料就可以看出，这个所谓的阶级概念也是非常莫名其妙的。黄世仁是地主阶级，帮助共产党打天下、支持儿女闹革命的开明士绅也是地主阶级，一些地方的靠勤劳致富而“先富起来的人”也是地主阶级，一些为乡民做好事的人也是地主阶级，有的是儿女在外工作（干革命），老母在乡间无劳动力，买上一点地，靠收租养老，也是地主阶级，我母亲的一个好友，当时只是个中学生，其母改嫁后，为了让女儿能完成学业，留了一点地放在她名下，收的租给她读书和作生活费，她后来在清队中被打成漏划地主，被迫自杀……这类阶级论不知冤枉整了多少人。

另一方面，按照毛泽东说过的，要从效果来检验动机，那么，他领导的所谓革命，效果如何？能说他动机是好的吗？夺取了政权就算革命成功了吗？那么李自成、洪秀全也曾夺取到政权，建立了短命的王朝（与苏联相比当然短命得多，不过从历史长河中看也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而已），那也算农民革命成功了吗？我觉得，不能仅看是否成功夺取了政权，还得看此结果给社会历史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我认为不论俄国还是中国的所谓革命，都不能说是成功。因为给社会历史带来的不是进步而是倒退。

随手写下这样一些想法，并非深思熟虑。只供参考。我还是喜欢研究一些具体的史实问题。